论旅游合同的有名化
闫海
摘要：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和新经济增长点。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保障和促进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旅游合同立法的重要意义。而诸如旅游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变更和解除、违约责任以及立法形式都是理论研究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旅游合同；旅游法；有名合同
一、引论
我国旅游业虽然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但是发展速度举世瞩目，短短20多年，便突破了具有较强政治色彩的外事接待范畴，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之一，在拉动内需、增加创汇、扩大就业、调整产业结构、扶贫救困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已跻身世界旅游大国之列。然而，与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增长相伴随的是，旅游纠纷也迅速增加，其中由于旅行企业缺乏诚信意识，短期投机，买团卖团，恶性竞争，私拿回扣，欺客宰客而引起的占相当数量，旅客的合法权益缺乏足够的保障，因此依法治旅，将旅游业的发展纳入法制轨道是治理整顿旅游业秩序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相继制定与修改《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以及与之配套的部门规章，大部分省和有立法权市的人大也颁布综合性或单项性的旅游管理条例，［１］然而综合分析上述法律规范几乎都是关于旅游企业和个人资格和行为的管理性规定，充分体现行政权干预的思维模式。面对旅游的日益产业化和市场化，现行旅游管理体制的弊端逐渐凸现，反映为但不限于以下：第一，行政管理的成本较高，1982年原外交部代管的“中国旅游游览事业管理局”转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国家旅游局”，其后国家旅游局成立旅游质量监督监理所（即质监所），专门负责受理旅游投诉，并逐步建立起国家、省级、旅游城市三级质监网络，个别旅游业发达的县级旅游局也有相应设置，此外部分省市还从公安、工商、旅游、物价、交通、文化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旅游综合执法总队、执法大队或旅游监察大队，采取委托授权、集中办公、统一行动的方式进行执法，但是不断膨胀机构和编制仍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尤其是“黄金周”等高峰时期，相关机构和人员疲于奔命；第二，行政权过度干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影响市场公平，甚至滋生腐败，旅游部门为加强行业和市场管理，曾自行设立了认证、许可项目，其中已有一些因为与入世承诺以及《行政许可法》相冲突而被清理；第三，减弱旅客的自我维权意识，形成旅客对有关部门的依赖性，而不考虑法律风险，单纯追求低消费，助长了旅游市场上诸如无照经营、低价倾销、诱导消费等菲规范化的现象泛滥。实际上，旅客与旅游营业人之间的纠纷绝大多数可以映射为法律上的旅游合同纠纷，而采取民事法律调整为主、经济行政法规制为辅的法律机制可以有效解决争端，公平保障双方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行政体制向“大社会、小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转型。因此，进一步建立健全旅游的民事法律制度是旅游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思路之一就是法律上明确规定旅游合同的基本内容，即旅游合同的有名化。
二、旅游合同有名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立法者筛选某些合同在法律上确定其名称和规则，即有名合同，这些合同往往具有典型性，例如买卖合同是有偿合同的代表，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的代表等，所以又称为典型合同。法律关于有名合同的规定，大多为任意性条款，因此并非干涉当事人的契约自由，而是为实现合同法的效率价值追求，例如当事人可以直接对相关权利义务的规定予以加减，而不必浪费交易费用在同类事宜反复磋商上，即使基于当事人有限理性所产生的合同漏洞也可以由法律臻于完备，减少法律纷争。但是，近年来各国合同立法中有名合同的范围呈现扩大趋势，且部分有名合同还含有较多的强制性规范，例如保险法上的保险合同等，这些规定则反映合同立法的公平价值取向，因为此类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或缺乏足够信息，或处于不平等地位，成为需要法律倾斜性保护的弱者。旅游合同也具有这种特征，“旅游为一种无法展示样品，且无适试用方法及无法库存之无形商品，其本身带有很高之不确定性”，［２］同时旅游包含食、宿、行、游、购、娱等多种内容，一般旅客对于陌生环境中这些事项难以透彻了解，在这种信息不对称基础上是不能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协商，因此，应以强行法的方式矫正失衡的利益关系。
区分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的法律意义在于法律规则的选择，即有名合同直接适用相关合同规定，而无名合同则依据《合同法》第124条规定，“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本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旅游营业人通常提供以下两种类型的服务：其一为自助旅行的旅客提供诸如旅游信息咨询、旅行线路规划、办理出入境手续，代买机船票，预订住宿饭店等；其二为旅客统一提供安排旅程及提供交通、膳宿、导游或其他有关服务。前者应依服务性质不同分别适用买卖、委托以及居间等有名合同予以规范；而后者，即狭义上的旅游合同，却与各种有名合同都存在一定异同，例如旅游营业人以自己名义或旅客名义办理相关手续以及与其他服务人员订立合同等行为类似与委托、行纪等合同，但是营业人自行安排各类旅行活动，不受旅客指示约束，更无报告义务，又与之相异；营业人为旅客介绍交通、膳宿、购物和旅游等各项情况的行为又类似于居间合同，但是营业人往往以自己名义与其他服务主体订约又与之相已；旅行营业人“招徕”业务并负责旅游全过程的行为类似于承揽合同，也因此早期德国法院将旅游合同认定为承揽，1979年修订德国民法典时将其列入债编各论第七节“承揽合同和与其类似的合同”，［３］（PP36－54）但是营业人“先收费、后接待”与承揽合同的完成工作后给付报酬的作法相悖；旅游营业人提供旅游服务应属于服务合同，东德民法典就将其归于第3编第4章“服务”项下，但是服务说又与绝大部分服务并非营业人提供的客观事实相悖。［４］(PP385－386)可见旅游合同应为一种兼具委托、行纪、居间、承揽和服务性质的混合合同，而旅游合同特殊性决定上述有名合同任一或全部都难以有效调整旅游合同法律关系所有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合同法的历史是无名合同不断变成有名合同的过程，而立法者在复杂多样的合同类型中如何分配立法资源，除上述论述的必要性外，还应考虑可行性，即某类型合同关系是否足够成熟，以致适宜和能够为法律规范调整。旅游合同曾经一度出现载《统一合同法征求意见稿》（第四稿），并独立一章“旅游合同”，但是最终未能进入《合同法》，就其原因，有观点认为，旅游合同涉及面广，变化快且多，有待进一步论证成熟。［５］(PP71－274)笔者认为虽然仅相距五年时间，但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处理旅游纠纷案件获得的实践经验已经为旅游合同立法积累了良好的素材，此外，尚有许多国内外立法经验可资借鉴，例如1979年修订的德国民法典、1978年生效的《南斯拉夫债务关系法》以及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旅游基本法中有相关规定；而1970年布鲁塞尔外交会议通过《国际旅行合同公约》则是该领域最重要的国际立法之一；2000年台湾地区修订民法债编，在第二章各种之债中增订第八节之一“旅游”，而且近年来，各级旅游管理部门与工商管理部门联合推出各种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就旅游营业人和旅客权利义务予以细致规定，对于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当然这种行政权介入的方式也存在相当弊端，一方面行法规规章往往对合同范本的执行施加强制性，不仅有悖于《立法法》关于民事立法的法律保留要求，也过度地限制旅游营业人提供丰富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营业人依据示范文本提供的格式合同发生法律争议，如何解决也是司法裁决中的难点，因此有选择地吸纳范本的成功经验既有助于旅游合同立法，也有利于规范行政管理权。
三、旅游合同当事人
旅游合同的当事人应为旅游营业人和旅客。旅游营业人一般为旅行社，但是是否将旅行社作为旅游营业人的唯一主体形式，换言之，旅行社以外的其他主体与旅客是否能够订立旅游合同，值得探讨。有学者认为依据国务院2001年修订的《旅行社管理条例》第12条之规定，“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经审核批准的申请人颁发《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申请人持《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领取营业执照。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不得从事旅游业务，”旅游行业属于特许经营行业，只有经批准登记专门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法人才是旅游合同中旅游营业人。［６］但是，笔者认为民事法律上主体资格的认定应与行政法律上强制性规定相区别，即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经营旅游业务的主体，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并可能影响合同效力，①但不应改变合同性质，因此旅游营业人应定义为提供旅游服务的法人或自然人。对于“旅游服务”的界定，笔者认为应包括以下特征：第一，营业人统一提供安排旅程及交通、膳宿、导游或其他有关服务，其中安排旅程是必要的，此外至少包括交通、膳宿以及导游等一项以上服务；第二，旅客支付的旅行费用应具有整体性，不是针对个别服务项目的支付。
旅游服务还具有一项特殊性，旅游营业人不必事必躬亲履行所有内容，往往借助第三人完成，例如与运输公司签订旅客运送合同，与旅店签订住宿合同、餐饮合同，与娱乐公司签订的娱乐服务合同等。而对此类第三人的法律性质，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营业人与第三人订立的运输合同、餐饮合同属于利他合同，旅客是合同的受益人；［７］一种观点认为除非旅客已直接与该第三人发生直接合同关系，该第三人应为旅游营业人的履行辅助人。支持前者的理由是，旅客基于利他合同的受益人的地位，可以行使对第三人的直接诉权，有利于保护其权益。然而，在旅游合同中，营业人没有将其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内容告知旅客的义务，且相关营业信息为商业秘密应受法律保护，不知悉合同内容的旅客也无法向第三人提出有效请求。因此，笔者赞同后者，第三人为旅游营业人的履行辅助人，辅助人的履行瑕疵责任依据旅游合同应由营业人承担，当然不排除，如果第三人的履行因故意或过失造成旅客财产或人身损害的，旅客可以基于侵权直接向第三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旅游合同主体的另一方是旅客，即接受旅游服务，支付旅游报酬的当事人，一般为自然人，但是机关团体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提供福利等也可以与旅游营业人订立旅游合同，那么，实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应为旅游合同的受益人。同时，旅游合同属于绝对定期合同，即旅客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接受服务，而诸如健康、工作或家庭等诸多因素可能影响旅客的及时受领，为一定程度上减轻旅客风险，法律应规定旅客开始前的享有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权，即旅客退出旅游合同关系，而第三方成为合同新的主体。与《合同法》上的债权债务转移不同，此种情况属于法定转让权的行使，因此营业人无合理理由不得拒绝，同时权利行使也不应让营业人承受不利益。
四、旅游合同的效力
旅游合同成立以后，便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即旅游合同的效力。由于旅游合同的格式化的趋势，旅游营业人往往在合同文本中片面强调自己的权利和免责事项，如上所述，这也正是旅游合同有名化的必要性之一，所以有名化的立法应侧重于旅游营业人义务规范以及旅客权利规范以矫正失衡的权义结构。
（一）旅游营业人的权利义务。旅游营业人的基本权利是收取旅游费用，并且为旅游开始前收取，同时营业人应承担以下主要义务：
1．提供旅游服务的义务。营业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提供旅游服务是旅游合同的本旨，也是其基本义务。如果营业人有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不完全给付的情形，营业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上所述，营业人往往在实际履行中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委托其代为提供若干项服务，但是，在实务上，还普遍存在将旅游合同项下债权债务概括转移于其他营业人的情况，而旅游服务属于一项专门性的服务，旅客对特定营业人资信的信赖是合同基础，因此我国台湾地区《旅行业管理规则》第27条第1项规定，“旅游业经营自行组团，非经旅客书面同意，不得将该履行业务转让给其他旅行业办理，”第2项又规定，“旅行业受理前项履行业务之转让，应于旅客重新签订契约，”可资立法借鉴。如果未经旅客的书面同意，营业人的擅自转让行为无效，第三人为其履行辅助人，营业人就第三人的履行瑕疵承担违约责任；相反，如果获得旅客书面同意，营业人概括转移债权债务，退出原旅游合同关系，旅游合同当事人变成旅客和第三人。
2．代办旅游手续义务。旅游营业人应当为旅旅客代办旅游所需的各项手续，包括申请护照、办理外国使领馆之签证以及提供境外担保等。因为旅游营业人违反此义务导致旅客不能进入旅游国国境或者发生旅客被驱逐出境、遣返等后果的，应由旅游营业人承担违约责任。
3．办理旅客意外保险。旅游合同的履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诸如旅客生病、遗失行李物品以及第三者侵权等都有可能发生。为减少旅客人身、财产的损失，我国《旅行社管理条例》第21条规定，“旅行社组织旅游，应当为旅客办理旅游意外保险”。②
4．协助义务。旅客在旅游途中可能由于归责于己或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发生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事故时，旅游营业人应予以必要的协助和处理，由此产生的费用，营业人也有先行垫付的责任，旅行结束后，依据相关归责原则确定费用以及相关利息的实际承担者。
（二）旅客的权利义务。旅游合同属于消费合同，旅客享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等九项基本权利，并且营业人的上述义务也对应为旅客的权利。而交付旅游费用则是旅客主要义务，旅游费用包括代办交通、膳宿、导游等必要费用以及营业人应收的合理报酬等，此外，依据诚信原则和旅游合同的特征，旅客还应承担一定的附随义务，例如旅游前提交必要证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旅途中，遵守团队纪律，准时集合归队，不得干扰其他旅客等。［２］
五、旅游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旅游合同的长期复杂的特征决定诸多因素可能影响合同的履行，为有效保障双方当事人，特别是旅客的合法权益，法律应就可能情景下的合同变更和解除予以规范。
旅游合同成立后，营业人应依约而为各种给付，原则上不能变更或解除合同关系，但是出现不得已事由则例外。所谓不得已是指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归责于旅游营业人的事由，包括旅客没有履行必要的协助义务，导致原来的合同履行困难或不能履行甚至殃及旅客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安全等情形，例如自然灾害、交通管制、军事行动等。不得已事由发生后，旅游营业人应首先考虑变更合同，但必须征得旅客的同意，而旅游业务通常具有团体性，旅游营业人就某一项变更难以得到全体旅客的一致同意，所以只需要获得大部分的旅客同意就可以。同时，由于营业人变更旅游内容所减少的旅游费用，应退还子旅客；所增加的，也不得向旅客收取，应自行负担。如果不得已事由发生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或变更合同内容未获得大多数旅客同意，则营业人可以解除合同。除法定解除事由外，营业人也可以约定，诸如，“旅游团须有一定数量以上人签约方能成团。如人数未达到，可以解除合同”③。
为充分保障旅客的合法权益，法律应承认旅客享有更广泛、更自由的合同变更权和解除权。如上所述，旅游开始前，旅客可以向第三人转让合同权利和义务，此外，旅客还可以无正当理由的解除合同，但是经营人为履行合同先行为给付而支付费用，例如手续办理、运输工具和住宿餐饮等预付定金等应由旅客补偿。旅游未完成前，由于营业人提供旅游服务有瑕疵，且拒绝补正的，旅客可以请求减少旅游费用，如果营业人的行为己经影响到旅游合同目的的实现，旅客可以解除旅游合同，并且不影响营业人违约责任承担；由于不得已事由的发生，营业人有权变更合同，旅客也可拒绝接受并解除合同；如果无正当理由，旅客虽可以任意解除合同，但是对经营者由此产生的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
考虑到旅游合同异地履行的特征，旅途中，无论何种原因导致合同关系解除，旅游营业人都有义务将旅客送回原出发地，并支付相关费用，其后再依据过错原则分配费用，如果双方都无过错，则由经营者承担。
六、旅游合同的违约责任
依据《合同法》对旅游合同违约应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即除法定以及约定的免责事由外，如果有违约事实的存在，那么旅游营业人或旅客就应承担违约责任。但是，旅游合同的特殊性决定立法上对于违约责任尤其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面应有特殊规定。
（一）旅游合同与精神损害赔偿
尽管在《合同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违约责任是否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传统合同法理论认为违约损害赔偿仅限于财产损失赔偿，依据可预见规则，损失赔偿额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精神损害恰恰是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难以预见的，其大小也难以判定，更难以金钱衡量，此外，受害人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侵权请求获得救济，所以合同责任没必要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规定。［８］(P400)但是，旅游活动比较特殊，属于一种精神产品的消费活动，对旅客而言，就是通过旅游的方式获得精神享受，追求身心的偷快。营业人一方违约，例如擅自更改旅游日程或者提供有瑕疵旅游服务，往往对旅游者人身、财产并不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却会导致旅客所期望得到的精神享受无法实现，甚至给旅客带来或轻或重的精神上的痛苦。1972年英国法院在Jarvis v. Swan Tours Ltd.一案中就指出，原告与被告旅行社缔约，由被告安排至瑞士度假，而原告所享受的服务与被告承诺提供的相差甚远，原告一年仅有两周假期，向往此趟假期已久，因此违约的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契约应有服务与原告所受服务、应享受美食与实际餐点、应至而未至地点的差价，还应将原告因未受服务所生失望、苦恼等计算数额。［９］(PP218－219)由此可见，考虑旅游合同的特殊性应在立法上适当承认旅游合同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二）旅游合同与旅客时间浪费请求权
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快节奏，人们需要以旅游方式来缓解压力和享受生活，然而假期难得，尤其举家休假，安排起来费尽思量，因此凸现珍贵，如果旅游营业人违约行为导致时间无益度过，就可能构成对旅客的伤害。有学者认为，这种损害属于非财产上损害，因为，“时间之利用，系基于个人意思自主决定，而意思自主又属人格范畴，与个人人格难以分离，所以时间浪费所造成的痛苦、悲伤、沮丧或者感叹，为主观之感受。又时间能否换取金钱，涉及因素很多，殊难加以衡量，应属于非财产损害。”[10](PP127－146)同时，为解决时间浪费等非财产上损害的赔偿问题，德国早期实务上采取“非财产上损害商业化”理论，即指凡于交易上得以支付金钱方式“购得”之利益（例如享受娱乐、舒适、方便），依据交易观念，此种利益即具有财产价值，从而对其侵害而造成之损害，应属财产上损害，被害人得请求金钱赔偿，以回复原状，而德国法院在早期关于假期赔偿的判决中认为，度假本身具有财产价值，旅客的休憩权受侵害也为财产上的侵害，因此，旅游业者给付的旅游服务具有严重瑕疵，致旅客的假期“无益”，应当承担损害赔偿。1979年德国民法典修正时，增列条文进一步明确，“旅游无法进行或者明显受损害时，旅客也可以因无益地使用休假时间而要求以金钱作为适当赔偿”。台湾民法典第514条第8款也规定，“因可归责于旅游营业人之事由，致旅游未依约定之旅程进行者，旅客就其时间之浪费，得按日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其每日赔偿金额，不得超过旅游营业人所收旅游费用总额每日平均之数额。”
七、结束语
由于诸多因素，旅游合同的有名化未能借助1999年统一合同法的制定而完成，近年来日益增多的旅游合同纠纷主要依照合同法总则的相关规定以及有关部门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解决，实践证明，旅游合同立法既是必要，也是可行的。因此，有学者建议修改合同法分则，将旅游合同纳入其中。笔者认为旅游合同有名化不一定采取这种路径，一方面合同法修订兹事体大，近年内难以实现，反而延误旅游合同立法；另一方面可以借鉴《保险法》、《邮政法》等立法模式，以专业合同与行业管理相配合的方式，在处于起草阶段的《旅游法》中专设一章规定旅游合同的基本内容，也可以有效的实现旅游合同有名化。
『注释』
①《合同法》第52条第五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又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但是实务上，一般将“禁止规定”应区分为“取缔规定”和“效力规定”，经营者缔结合同违反前者只应承担行政责任，合同的民事法律效力不受影响。笔者认为旅游业与诸如金融业、军工业等涉及公共利益的管制行业不同，对于其准入的限制性规定旨在保护相对弱势的旅游者，如果合同本身能对旅游者提供充分保障，应认定合同有效。
②1997年国家旅游局颁布《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暂行规定》，其第2条进一步明确，“旅游意外保险是指旅行社在组织团队旅游时，为保护旅游者的利益，代旅游者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一旦旅游者在旅游期间发生意外事故，按合同约定由承保保险公司向旅游者支付保险金的保险行为。
③参见国家旅游局、国家工商总局联合颁布的《国内旅游组团合同范本》（试行）第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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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公文处理规定》的通知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公文处理规定》的通知
部内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教育部公文处理规定》已经部党组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教育部
2013年9月18日
教育部公文处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办发〔2012〕14号)，推进教育部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教育部各司局、直属单位（以下简称司局）公文处理工作。
第三条 公文处理工作是指公文拟制、办理、管理等一系列工作。
第四条 公文处理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准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的原则。
第五条 司局应高度重视公文处理工作，加强领导，强化干部公文素养和能力建设。司局办公室负责本司局公文处理工作并由专人负责。
第六条 办公厅主管部机关公文处理工作，对司局公文处理工作服务指导、督促检查。
第二章 行文
第七条 教育部公文主要有决定、令、公告、通告、意见、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纪要等十二种。
第八条 行文应当确有必要，讲求实效，注重针对性和操作性。
严格控制公文数量。凡属以下情况的，不再制发公文：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已作出明确规定的；现行公文仍然适用的；就某项工作已作出安排部署、有关部门已明确任务的；对工作表态、没有实质性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某项工作的政策已经明确，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但没有新的措施或者办法，只作一般性号召或者重申已有规定、要求的；使用电话、传真、邮件等其他手段可办理的。
第九条 行文关系根据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党务和政务工作应当分别行文。一般不得越级行文，特殊情况确需越级行文的，应当同时抄送被越过单位。
第十条 根据发文单位与收文单位之间的行文关系，教育部公文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和平行文。行文应当遵照以下规定：
（一）上行文。向上级机关的行文，一般用请示、报告、意见等文种。
上行文原则上主送一个上级机关，根据需要同时抄送相关上级机关和同级单位，不抄送下级单位。请示应当一文一事，不得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请示事项。对涉及部外单位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先与其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行文；经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当列明各方意见及理据，提出建设性意见，并与其会签后上报。
除上级机关领导同志直接交办的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原则上不得以教育部名义向上级机关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确需行文的，一般不多头分送；因紧急情况确需分送的，应当在首页注明分送情况。向国务院分管领导同志报告工作的签报，须由办公厅统一报送。不得以部领导个人名义向上级机关及领导同志报送公文。下级单位的请示事项，如需以教育部名义向上级机关请示，应当提出倾向性意见后上报，不得原文转报上级机关。
拟请上级机关领导同志出席公务活动并讲话时，一般在报送请示的同时附送讲话代拟稿。落实上级机关领导同志批示的情况报告，应当附领导同志批示复印件。
（二）下行文。对下级单位的行文，一般用令、通知、通报、意见、决定、批复等文种。
特别重要的下行文，应当根据工作需要抄送上级机关、省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等。不得向省级教育部门和直属高校内设机构行文。严禁下发带有商业推销性质的公文。
对于省级教育部门和直属高校的请示事项，主办司局一般要在接到公文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回复或说明情况。严禁积压延误、错办漏办。
（三）平行文。同级或者不相隶属的单位之间行文，一般用函、意见、通知等文种。
除以函的形式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审批事项外，一般不向地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印发指令性公文或者在公文中提出指令性要求。因特殊情况确需行文的，应当报请国务院批准，并在文中注明已经国务院同意。
对于部外单位征求教育部意见的公文，应当按照对等原则以教育部或者教育部办公厅函件形式回复。一般不以司局函件办理。
第十一条 除办公厅外，司局一律不得对外行文。如确有需要，可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以司局函件形式与省级教育部门、直属高校和同级单位的有关部门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一般事务性问题。严禁使用司局函件进行政策部署、审批核准、奖惩人员和检查评估等。
第三章 公文起草
第十二条 起草公文必须严肃认真，应当遵照以下原则：符合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整准确体现发文意图，并同现行有关公文相衔接；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实事求是，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切实可行；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进行论证，广泛听取意见；观点鲜明、主题突出、内容简洁、表述准确、文风清新。
第十三条 公文应当由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了解全局的人员负责起草。重要政策性公文应当由业务处长亲自起草或者司局主要负责人主持起草。
第十四条 严格控制公文篇幅，倡导“短实新”文风。公文正文一般控制在3000字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等上级机关的请示和报送上级机关领导同志的报告，正文一般不超过1500字。 第十五条起草公文时，内容涉及部内其他司局职能的，主办司局应当主动与有关司局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并办理部内会签。经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司局应当列明各方意见及理据，提出建设性意见，连同文稿一并送办公厅核报部领导协调或者审定。涉及部外单位职能的，需办理部外会签。
第十六条 起草公文时，内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公众权益和敏感事项，容易引发问题的，应当进行风险评估。重要规范性公文，特别是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或者规定审批、核准、资格、处罚等内容的，主办司局应当送部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十七条 重要政策性公文在报批时需附起草说明，内容包括办文理由、会签及征求意见情况（含主要分歧意见处理情况）、核心内容、下一步工作及宣传考虑等。
所有公文须按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确定公开属性，除涉密公文或者有特殊要求外，应当主动公开。
涉密公文应当由主办司局提出密级和保密期限的初步意见后，送部保密办进行定密审核。
第四章 公文报批
第十八条 严格实行公文分级分工审核制度。司局报请审批的公文，由业务处长、办公室主任、司局负责人按职责共同审核把关，原则上由司局主要负责人签名，经办公厅登记审核后呈送部领导审批。涉及重大方针政策以及重要情况的，须报分管部领导和主要部领导审批。
第十九条 公文不得越级报送、多头分送或者横传直送，避免出现交叉批示、体外循环、逆向流传等情况。部领导及其秘书一般不直接接收司局报送的公文。少数涉及干部人事、案件查处或者紧急重大事项的，司局可以按照公文运转规则由专人直送。情况紧急确需分送的，应当注明分送情况。
第二十条 准确规范使用教育部公文处理稿纸，保持稿纸整洁，除签名外，填写内容一般使用小3号仿宋体字打印。签名应书写规范、清晰可辨，同时必须标注签名日期。
第二十一条 拟印发公文须经办公厅核稿。审核重点：行文理由是否充分，行文依据是否准确；公文格式和行文规则是否符合规定；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发文意图是否完整准确体现；同现行有关公文是否相衔接；所提政策措施和办法是否切实可行；涉及其他司局或者部外单位的职能是否协商会签；合法性审查和风险评估是否符合规定；公开属性是否标注准确；密级确定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紧急程度是否合适；附件是否齐备、题目是否一致；遣词造句、文字表达、标点符号、层次序数等是否准确规范等。
第二十二条 经审核符合报批要求的公文，由办公厅按程序报批。对于不符合报批要求的，标明理由退回主办司局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办理。
第二十三条 办公厅秘书处对各司局报送的公文应当及时审核、报批。普通公文审核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工作日，加急公文一般不超过1个工作日，特急公文应当及时审核。
部领导和办公厅负责人对报请批示的各类公文，要及时批阅。普通公文批阅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工作日，加急公文一般不超过1个工作日，特急公文应当及时批阅。
对有具体请示事项的，主批人应当明确签署意见、姓名和审批日期，其他人圈阅或者签名视为同意；没有请示事项的，圈阅或者签名表示已阅知。
第五章 公文签发
第二十四条 以中共教育部党组或者教育部名义印发的上行文，经分管的党组成员或者部领导审核后，由党组书记或者部长签发。
第二十五条 以中共教育部党组名义印发的平行文、下行文，一般由党组书记签发。以教育部名义印发的平行文、下行文，一般由分管部领导签发。其中，重要事项和重要规范性公文，须经部长签发或者审阅后印发。
以教育部办公厅名义印发的平行文、下行文，一般由办公厅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签发。其中，重要事项和重要规范性公文，须经部领导签发或者审阅后印发。
第二十六条 经办公厅审核同意并报请部领导授权，以教育部或者教育部办公厅名义处理具体业务的格式化公文，由主办司局主要负责人签发，报送办公厅复核后印发。
第二十七条 部外单位会签的公文，经主办司局牵头商相关司局提出意见后，送办公厅秘书处按照本规定第二十四、二十五条履行签发程序。
第六章 公文印发
第二十八条 签发后的公文在印发前须经办公厅复核。复核重点：审批、签发手续是否完备，附件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是否统一、规范，内容是否存有遗留问题等。经复核需对公文进行实质性修改的，应当按程序复审。
第二十九条 司局应当对复核后的公文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送印。普通公文送印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工作日，加急公文一般不超过1个工作日，特急公文应当及时送印。司局不得擅自修改复核后的公文，如有疑义及时报办公厅复审。
第三十条 公文印发要保证时效性并厉行勤俭节约。公开属性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的，原则上以电子公文方式向省级教育部门和直属高校发送。以电子公文方式发送的公文，除印制少量存档外，不再印发纸质公文。
第三十一条 凡以中共教育部党组、教育部和教育部办公厅名义印发的纸质公文，由文印部门按有关规定统一印制。普通公文的印制期限一般不超过3个工作日，加急公文一般不超过1个工作日，特急公文应当立即印制。涉密公文应当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场所印制。
第三十二条公文由收发部门负责分发，也可由司局自发。分发前应当对公文的印刷质量进行检查。普通公文的分发期限一般不超过2个工作日，加急公文和电子公文一般不超过1个工作日，特急公文应当立即分发。 第三十三条涉密公文应当通过机要交通、密码电报或者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传输。
第七章 收文办理
第三十四条 受理单位为教育部或者教育部办公厅的公文由办公厅统筹办理。
第三十五条 收文办理程序是：
（一）签收。对收到的公文应当逐件清点，核对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并注明时间。
（二）登记。详细记录公文的主要信息和办理情况。
（三）初审。初审重点：主送单位是否为教育部或者教育部办公厅；是否应当由教育部受理，是否符合行文规则（如上报文应当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报告中不能夹带请示事项，请示应一文一事，不得越级行文等），文种、格式是否符合要求，是否符合公文的其他要求。经初审不符合规定的公文，应当退回来文单位并说明理由。
（四）批办。根据公文内容、要求和工作需要提出拟办意见，呈报部领导或者办公厅负责人批示后，及时送承办司局办理；需要两个以上司局办理的，应当明确主办司局。紧急公文应当明确办理时限。
（五）承办。承办司局对交办的公文应当及时办理。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或者来文有明确时限要求的，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完毕。
（六）办结。公文的办理结果应当及时答复来文单位。办理结束后，承办司局应当及时将来文及相关材料退办公厅秘书处。
第八章 公文管理
第三十六条 公文须及时立卷、归档。具体按教育部档案管理工作要求执行。
第三十七条 不具备归档和保存价值的公文，经主办司局批准后可以销毁。涉密公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退或者销毁。销毁涉密公文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登记手续，确保不丢失、不漏销。个人不得私自销毁、留存涉密公文。
第三十八条 涉密公文应当由部保密办按照有关规定确定密级。需要变更或者解除密级的，应当由部保密办履行相关程序。
公文确定密级前，应当按照拟定的密级先行采取保密措施。确定密级后，应当按照所定密级严格管理。绝密级公文应当由专人管理。
未经发文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同意，不得转发涉密公文，不得变更密级、保密期限。
第三十九条 公文的印发传达范围应当按照发文单位的要求执行；需要变更的，须经发文单位批准。
经批准公开发布的公文，同发文单位正式印发的公文具有同等效力。不宜公开的公文，不得违规转发、传输、发布。
第四十条 复制、汇编机密级、秘密级公文，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并经本司局负责人批准。绝密级公文一般不得复制、汇编，确有工作需要的，应当经发文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批准。复制、汇编的公文视同原件管理。
复制公文应当加盖复制机关戳记。翻印公文应当注明翻印的机关名称、日期。汇编本的密级按照编入公文的最高密级标注。
涉密公文的全文、摘要以及标题、发文字号等信息应当与公文一起严格按保密要求管理，解密前均不得在无密的文件、简报资料、刊物、网站等使用，召开会议传达的，不得进行新闻报道。
第四十一条 公文的撤销和废止，由发文单位或者其上级机关根据职权范围和有关法律法规决定。公文被撤销的，视为自始无效；公文被废止的，视为自废止之日起失效。
第四十二条 新设立的司局应当向办公厅提出发文立户申请，经审查符合条件的，明确其发文字号。司局合并或者撤销时，相应进行调整。
第四十三条 工作人员离岗离职时，所在司局应当督促其将暂存、借用的公文按照有关规定移交、清退。
第九章 培训奖惩
第四十四条 建立公文处理培训交流机制。将公文处理培训作为入职培训和司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岗前培训的必备内容，并纳入干部学习、培训工作。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加强与直属机关、省级教育部门和直属高校公文处理工作的交流。
第四十五条 实行优秀公文评选制度，科学评价司局公文办理工作，对获奖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并将获奖情况作为优秀司局、优秀公务员评选的重要参考。
第四十六条 实行公文处理责任追究制度。有以下情形并造成不良后果的，须责令补救改正，视情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按有关规定予以问责。
（一）未履行审核把关职责或者审核把关不严的；
（二）未按规定时限办理，或者违反公文处理程序的；
（三）擅自行文，或者随意扩大（缩小）发送范围的；
（四）未按规定进行风险评估或者合法性审查的；
（五）涉密文件未定密审核的；
（六）未正确标注公开属性的；
（七）未履行会签程序，或者会签单位存在不同意见未说明情况的；
（八）以司局函件形式下发政策性、指令性公文等越权行文的；
（九）其他违反公文处理规定的行为。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公文处理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即日起施行，由办公厅负责解释。2007年10月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公文处理的若干规定》废止。
附件
教育部公文格式
公文格式一般由份号、密级和保密期限、紧急程度、发文单位标志、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正文、附件说明、发文单位署名、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抄送、部内发送、印发单位、公开属性、印发日期、页码等组成。
一、份号。印制份数的顺序号。涉密公文应当标注份号。
二、密级和保密期限。涉密公文根据涉密程度分别标注“绝密”“机密”“秘密”和保密期限。标注了密级但未标注保密期限的公文，其保密期限按照绝密级30年、机密级20年、秘密级10年认定。
三、紧急程度。根据公文送达和办理的时限要求，紧急公文分别标注“特急”“加急”，电报应当分别标注“特提”“特急”“加急”“平急”。
四、发文单位标志。由发文单位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加“文件”二字组成，也可以使用发文单位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联合行文时，主办单位排列在前，其他单位以党政军群排序，也可以单独用主办单位名称。
五、发文字号。一般由发文单位代字、年份、发文顺序号组成。联合行文时，使用主办单位发文字号。
发文单位代字由办公厅确定。发文顺序号原则上由办公厅统一编制。其中，“教党任”和“教任”发文顺序号由人事司编制；“令”和“教规备”发文顺序号由政法司编制。
六、签发人。上行文应当标注签发人姓名。联合上行文，应当按公文版头的排序标注签发人姓名；只会签但不联合上行文时，应当标注会签单位名称及签发人姓名。
七、标题。由发文单位名称、事由和文种组成。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一般用2号小标宋体字，回行时应当做到词意完整，排列对称，长短适宜，间距恰当，排列应当使用梯形或者菱形。
八、主送。公文的主要受理单位，应当使用单位全称、规范化简称或者同类型单位统称，并按照规范排序。
九、正文。公文的主体，用来表述公文的内容。一般用3号仿宋体字。结构层次序数依次用“一、”“（一）”“1.”“（1）”标注；第一层用黑体字、第二层用楷体字、第三层和第四层用仿宋体字。
十、附件说明。公文附件的顺序号和名称。在正文下空一行左空二字标明“附件：”和附件名称。如有多个附件，使用阿拉伯数字标注附件顺序号。
十一、发文单位署名。署发文单位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
十二、成文日期。署会议通过或者发文单位负责人签发的日期。联合行文时，署最后签发单位负责人签发的日期。电报以发出日期为准。
十三、印章。公文中有发文单位署名的，应当加盖发文单位印章，并与署名单位相符。“令”署部长签名章，电报加盖“发电专用章”。
十四、附注。公文印发传达范围、联系人及电话、分送情况等需要说明的事项。
十五、附件。公文正文的说明、补充或者参考资料，是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抄送。除主送单位外需要执行或者知晓公文内容的其他单位。使用单位全称、规范化简称或者同类型单位统称，并按照规范排序。
十七、部内发送。除主送和抄送外，需知晓公文内容的部领导和司局。
十八、印发单位。教育部公文的印发单位为办公厅。
十九、公开属性。分为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不予公开三类。
二十、印发日期。公文的送印日期。
二十一、页码。公文页数顺序号。附件与正文一起装订时，页码应当连续编排。
教育部公文版头
公文版头特指公文首页格式化的发文单位标志。教育部公文版头由办公厅统一拟制。
一、“中共教育部党组文件”。部党组文件，编“教党〔公元年份〕×号”。适用于：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工作；传达、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转发党中央文件；作出重大工作部署等。
二、“中共教育部党组”。部党组函件，编“教党函〔公元年份〕×号”。适用于：就有关具体事项与同级单位党委（党组）商洽工作、征询意见、进行答复；答复下级单位党委的请示等。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部令，编“第×号”。适用于：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的决定、命令，在职权范围内发布教育部门规章。
四、“教育部文件”。部文件，编“教×〔公元年份〕×号”。适用于：印发教育政策；作出重要工作部署；向上级机关请示、报告工作；转发上级机关的文件；下达重要教育、教学等计划；印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部函件，编“教×函〔公元年份〕×号”。适用于：以教育部名义就有关具体事项与同级单位商洽工作、征询意见、进行答复；批复下级单位的请示；向上级机关及领导同志个人报告具体事项等。
六、“教育部通报”。编“第×期”。适用于：传达部领导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
七、“教育部办公厅文件”。办公厅文件，编“教×厅〔公元年份〕×号”。适用于：以办公厅名义传达、贯彻上级机关的指示；向地方教育部门、直属高校和司局布置政策性工作；通报有关情况；下达或者调整教育、教学计划等。
八、“教育部办公厅”。办公厅函件，编“教×厅函〔公元年份〕×号”。适用于：以办公厅名义就有关具体事项与有关单位商洽工作、征询意见、进行答复；向地方教育部门、直属高校和司局布置具体工作；印发会议通知等。
九、“教育部党组会议纪要”。编“（公元年份）第×号”。适用于：传达部党组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
十、“教育部专题办公会议纪要”。编“（公元年份）第×号”。适用于：传达部长专题办公会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
明码、密码电报，机关及直属单位司局级干部、直属高校校级领导的干部人事任免通知和向中组部备案报告，由办公厅按有关规定使用专用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