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保护条例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黑龙江省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保护条例
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49号
《黑龙江省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保护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06年6月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6月9日
（2006年6月9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加强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以下简称渤海上京遗址），是指位于宁安市境内的唐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都城遗址和渤海镇、三灵乡涉及的三灵坟等渤海遗迹。
第三条渤海上京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以及在渤海上京遗址保护区域内从事生产、建设、旅游和其他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确保渤海上京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工作，并实行统一领导。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宁安市人民政府和渤海镇及三灵乡人民政府应当做好与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相关的工作。
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事业应当纳入省、牡丹江市、宁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六条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是渤海上京遗址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
牡丹江市、宁安市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协助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做好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工作。
建设（规划）、交通、财政、发展与改革、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水务、旅游、公安、农业、科技、林业等部门和镜泊湖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渤海上京遗址保护工作。
第七条宁安市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利用等工作。
宁安市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负责对渤海上京遗址的日常检查、养护、修缮、安全保卫等工作。
第八条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镜泊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相衔接。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不得擅自改变。
第九条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和个人捐赠。
第十条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经费、专项资金、事业性收入、国内外捐赠的资金和物品以及其他款项，应当专门用于渤海上京遗址保护，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一条对保护渤海上京遗址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十二条渤海上京遗址的保护区域分为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分为特别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
省人民政府应当依照保护区域的规定，设置保护标志、界桩或者说明。
第十三条特别保护区：（一）外城垣、内城垣及其内外两侧各5米以内；
（二）宫城、宫城垣及其外侧10米以内；
（三）御花园及其园墙外侧5米以内；
（四）外城内外渤海时期建筑台基及其周边5米以内；
（五）现兴隆寺围墙内全部及其围墙外侧5米以内；
（六）三灵坟陵园围墙内全部及其围墙外侧5米以内；
（七）内城中“横街”、“天街”及其两侧5米以内；
（八）内城中“点将台”、“水牢”外围5米以内；
（九）外城二处舍利函出土址及其外围5米以内。
第十四条重点保护区：
（一）外城垣两侧、内城垣两侧、御花园围墙外侧距垣墙5至20米的范围；
（二）宫城外至内城内的全部区域；
（三）外城内外渤海时期建筑台基周边5至10米的范围；
（四）外城内主要道路与街坊遗址；
（五）外城内南北中轴线大街，南北长2822米，东西宽110.5米；
（六）南北中轴线大街东200米西500米以内的里坊遗址；
（七）内城“天街”、“横街”两侧5至10米的范围；
（八）内城“点将台”、“水牢”及其外城二处舍利函址外围5至10米的范围；
（九）御花园东侧500米以内；
（十）三灵坟陵园围墙外5至10米以及神道的范围。
第十五条一般保护区：
（一）除特别保护区和重点保护区的都城遗址外城垣外侧20米以内的全部区域；
（二）三灵坟陵园围墙外围10至50米的范围。
第十六条建设控制地带：
（一）渤海上京外城垣起，东界至201国道渤海路口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线、向南依201国道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线为界、向北直线至牡丹江河道管理范围外缘。南界从201国道公路建筑控制区边线向西转弯处起向西，沿外城南垣外800米距离平行向西至牡丹江河道管理范围外缘。西界、北界均至牡丹江河道管理范围外缘。河道管理范围外缘，有堤防的，以堤防背水面坡脚以外30米确定；无堤防的按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
（二）渤海至沙兰公路以东，现三星村建制范围。
第十七条新发现的遗迹，需要划入保护区域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对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做出相应调整。
第十八条在特别保护区内，禁止进行与文物保护无关的一切动土及其他影响文物安全的活动。
第十九条在重点保护区内，禁止与文物保护无关的下列行为：
（一）挖沟、取土、筑路、打井、建房、修坟、深翻、平整土地、采伐树木、放牧等；
（二）存放易燃品、爆炸品；
（三）破坏地貌、文化层及危及文物安全的其他活动。
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上述活动的，必须由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建筑物、构筑物损毁或者灭失，按照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的有关规定在保护区外异地重建。
第二十条在一般保护区内，不得修建与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相违背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因特殊情况需要建设的，按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办理。
在一般保护区内，城镇和村屯以外的区域不得进行改变或者破坏地貌、风貌、环境等工程活动。
第二十一条在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建设破坏渤海上京遗址历史风貌和造成环境污染的设施。
在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的，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实施。
第二十二条在保护范围内，不得污损、移动、拆除、破坏渤海上京遗址保护标志、界桩或者说明，不得破坏、擅自砍伐花草树木。
在保护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以及其他建设工程的，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三条保护范围内的现有土地没有划归国有文物保护用地的，应当维持现有土地使用状况；确需改变的须经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按照法定程序批准。
根据渤海上京遗址保护工作需要，可以依法动迁房屋，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动迁房屋，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给予安置、补偿。
保护范围内的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承担文物保护责任。
第二十四条在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危害文物安全、破坏渤海上京遗址历史风貌的，应当限期拆除或者按照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改造。
第二十五条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应当按照与渤海上京遗址保护规划相协调的原则依法编制村镇建设规划。
未列入村镇建设规划的建设项目，应当经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实施。
第二十六条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的建设项目，应当依法事先进行文物调查、勘探，其文物调查、勘探、发掘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第二十七条在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的考古发掘，由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核，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具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实施。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私自发掘文物。
第二十八条因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以及其他需要，在保护范围内拍摄影像资料，应当由省文化（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并在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进行。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私自拍摄渤海上京遗址影像资料。
第二十九条渤海上京遗址的利用，应当按照有利于文物保护的原则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渤海上京遗址组成部分租赁、承包、转让、出借给个人、社会团体或者企事业单位经营。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文物）行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在特别保护区内擅自动土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在重点保护区内非法进行建设的，责令停止施工，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貌，处一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在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内，未经批准进行工程建设的，责令停止施工，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原貌，处五千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四）将渤海上京遗址组成部分租赁、承包、转让、出借给个人、社会团体或者企事业单位经营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由宁安市渤海上京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法污损、移动、拆除、破坏渤海上京遗址保护标志、界桩或者说明，以及破坏、砍伐渤海上京遗址的花草树木的，责令改正，处二百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二）在重点保护区除正常的农业生产外，擅自改变地貌、扩大耕种面积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的，给予警告，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三）私自拍摄渤海上京遗址影像资料的，责令停止拍摄，没收拍摄所得资料，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行为造成渤海上京遗址文物损毁、流失的，由其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本条例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国企改革大转舵
李华振 武奎元
本文原载于《人力资源》杂志2003年12期
困惑：20多年的国企改革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中国经济出人意料地“状态不佳”起来，——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
这次瓶颈从表面上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上市公司的“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二是国有企业的“批量滑坡”，相继陷入困境。由于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国企改制而成，因此，可以认为：以上两个方面的深层都是相同的，即20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国企之病——终于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在我国即将进入市场经济的更高阶段的前夕，象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不可按捺地喷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但现实击破了些论据，国企改革面临“大转舵”的迫切任务。
反思：我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
20多年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并没有象乐观的经济学家预计的那样带领中国驶入美好的经济新海域，却时常撞向冰山。这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国企的真正症结何在？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症结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所以，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症结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转舵：虚拟私有化改革
为了使中国具备“淮南”的气候及土壤，以便于“桔树”在中国真正结出“桔”而非“枳”，一些人主张中国国企迅速、彻底、全面进行私有化产权运动。但是，中国国情又要求私有化产权运动必须慎行、缓行。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尝试：国企MBO改革
MBO，英文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经理层收购”或“管理者收购”，是指管理者（层）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份或分支机构，从而达到控股或参股本企业之目的，使管理者由雇员变为所有者。在西方，它是一种资本运作方法，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
MBO的确能治国企之病，是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良方，是完善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它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正因如此，MBO一出现，就深受业界欢迎，被誉为“治疗国企之病的实用良方”，它使国企的虚拟私有化由空想变为实践。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