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标 浙江省宁波奉化市人民法院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依法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求偿权。“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民商法代位权制度与保险理赔制度相结合的产物”。[1]现今世界各国保险法均规定了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我国20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在1995年《保险法》规定基础上对这一制度进行了相应完善。然而，作为保险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有立法规定过于宽泛、笼统，保险代位求偿权在司法实践中需进一步明确的问题仍然很多。

一、保险人支付部分保险金时代位求偿权是否成立

如果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约定，全额向被保险人支付了其应赔付的保险金，根据保险法规定，其可在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向第三人追偿。但是，保险人在只支付了部分应支付的保险金时，其是否能在已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取得对第三人的求偿权，对此问题，我国保险法未予明确，实践中理解也不一。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在保险人已支付部分保险金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在其已支付的保险金范围内向第三人求偿，理由在于，在保险人已支付部分保险金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相应数额内的损失已得到弥补，对于这部分已从保险人处得到补偿的损失，被保险人已不能再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此时，将这部分数额的代位求偿权转让给保险人行使并不会对被保险人造成不利影响，对于未得到赔偿的部分，被保险人可向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择一行使赔偿请求权，被保险人不会因部分求偿权的转移而影响对于未受偿部分损失的求偿权。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0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从立法的规定也可看出，法律并没有要求保险人必须按保险合同约定支付完全部保险赔偿金后才能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二、被保险人出具的“权益转让书”的效力

根据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后即代位取得对第三人的求偿权。但在保险业实践中，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的同时，常要求被保险人签发“权益转让书”。司法实践中，已经有因保险公司仅提供“权益转让书”，但不能证明已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法院以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应以实际赔付为要件而驳回了保险公司对第三人的起诉。[2]对“权益转让书”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和行使上所起的作用，有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文件是保险人取得和行使代位权的基础性法律文件，缺此，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求偿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于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时即已成立，被保险人签署的“权益转让书”只起证明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及其范围的辅证作用。[3]笔者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本质是法定的债权让与，无须被保险人同意，在保险公司进行保险赔付后，保险人即取得代位求偿权。实践中，对被保险人签发的“权益转让书”应分以下几种情况予以区别对待。

（一）代位求偿权已成就，“权益转让书”具有证据效力

当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赔付后，在保险赔偿范围内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即已转移给保险公司。被保险人签署“权益转让书”授权保险公司向第三人追偿，这种声明仅起证明保险人已向其赔付的证据作用，权益转让书的签署与否不影响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

（二）区别认定“权益转让书”的效力

当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赔偿款不能全部补足被保险人损失时，被保险人若签署“权益转让书”声明其将对第三人的求偿权利全部转让给保险公司，笔者认为这种声明只能是部分有效。因为，被保险人在已取得赔偿范围内的对第三人的追偿权已在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时自动转让给保险公司，被保险人无权处分这部分权利。但该声明也表明被保险人把其仍享有的还未受偿部分的对第三人的索赔权转让给保险公司，这种转让行为在法律上应属于债权让与。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向第三人行使的追偿权实际上由两部分权利组成，一部分是其支付保险金后获得的代位求偿权，另一部分是被保险人自愿让与的债权。如在已将这种债权转让情形通知了第三人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保险公司可以同时向第三人主张上述两部分权利，对被保险人这种自由自愿处分其私权的行为，应予以尊重。

（三）“权益转让书”就是债权让与协议

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被保险人若签署将其对第三人索赔的权利转让给保险公司的“权益转让书”，笔者认为，此时，被保险人签署的“权益转让书”其实就是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达成的债权让与协议。债权让与属“无因契约”，只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而不论债权让与的基础法律关系如何，保险公司因此可以获得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保险公司此时享有的权利不是保险代位求偿权，而是让与的债权。因此，实践中保险公司若以“权益转让书”为据，向第三人提起诉讼，法院应分具体情况予以不同对待，应慎重分析其法律性质，从而对保险公司所享有的权利作出正确判断。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以谁的名义行使

我国《保险法》对以谁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没有明确规定。对此有不同观点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应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该观点认为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建立在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上，保险人只是在赔付了被保险人的损失后，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请求权，所以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时必须以被保险人名义进行。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应以保险人自己的名义行使，该观点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依照法律规定产生，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不以被保险人移转赔偿请求权为要件，保险人可径直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对于第三人的求偿权。[4]笔者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属于法定债权让与，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就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只能以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不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保险代位求偿权系保险人取得的法定权利，保险人行使该权利时无需被保险人的同意。同时，在保险人取得对第三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时，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相应的请求权已经丧失，要求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无异于权利人以非权利人名义行使权利，这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制定法中得出如此结论，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4条规定：“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权时，被保险人未向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诉讼的，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该第三人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65条规定：保险人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5条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应当以自己名义进行；以他人名义提起诉讼的，海事法院应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从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我国立法也是倾向于保险人以自己名义直接向第三人行使求偿权，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保险法》中明确规定应以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这样不但可以实现立法上的协调，而且在实务上也能够保证保险人保险代位求偿权利益的实现。

四、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免责约定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影响

被保险人基于其处分权，可以与第三人约定免责条款，免除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或放弃自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若从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民事关系上看，这个行为在法律上并无不当。然而，若被保险人既设定免责条款，又就同一保险标的向保险人投保，便会产生免责条款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冲突。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1条对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擅自免除第三人赔偿责任的情形作了规定。[5]但对保险事故发生前，如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约定有免责条款，保险人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情形未作规定。在理论界有种通说，即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权利，具有法定性，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形下，被保险人与第三者免责的约定均无效。[6]但也有观点认为，事故发生前，由于承保危险发生的不确定性，保险人、被保险人与第三者都无法预料事故的发生，也不希望保险事故发生，在此时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约定的免责条款有效，第三者可以此条款对抗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被保险人不能因此失去相应的保险保障。在美国明尼达苏州大北石油公司诉圣保罗火灾海事保险公司案中，美国明尼达苏州最高法院在此案的判决中认为，保险合同中没有禁止被保险人订立免除责任的协议的明确约定，被保险人有权诉诸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7]

笔者认为，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代位权并未产生，故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为，不能认为是造成对该权利的侵害，因此，第一种观点在理论上难以成立；第二种观点则对保险人利益保护明显不力。笔者认为，为解决这一问题，应结合保险法相关规定予以综合评判并作具体分析。

（一）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就已存在。一般而言，被保险人抛弃或免除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是自由处分其权利的结果，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事前达成的免责条款如果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禁止性规定或社会公序良俗，从民商法“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原则出发，应承认并保护该免责条款的效力。但此时该免责约定应属于保险法规定的被保险人在投保时应如实告知的内容之一。因此，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事先订有免责条款的，如被保险人在投保时未明确告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其违反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契约或者提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如果被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将与第三人订有免责条款的情形告知保险人，保险人明知存在减免责任条款仍同意承保的，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款后行使代位权时应受减免责任条款的约束。

（二）免责协议系保险合同订立之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达成。笔者认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后，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不再是仅属于其个人的权利，其行使亦关系到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在此情形下，被保险人可以引用我国新修订《保险法》第61条第3款的规定作为保险人抗辩被保险人行使保险赔偿金给付请求权的依据。被保险人先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但没有对保险人尽到如实告知义务，有违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可以认定此时被保险人有导致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不能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五、不足额保险中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谁优先受偿

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60条第3款规定：“保险人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根据该规定，在保险人赔付的保险金未能弥补保险人全部损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其未受补偿部分的损失，保险人也可以基于其代位求偿权要求第三人为相应给付，此时，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果第三人的清偿能力难以同时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和被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时，是优先满足被保险人的继续求偿权还是保险人的代位权抑或者两者按比例清偿。一种观点认为，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金应优先补偿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保险人只有在被保险人获得全部损失的前提下，才能对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除非保险合同中适用了比例分摊的条款。而与此相对的观点则认为，当第三人的赔偿额不能同时满足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和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时，应根据双方平等的法律地位，按照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与被保险人未获完全赔偿的金额比例进行分摊。[8]笔者认为，应采用按比例分摊说，因为从代位求偿权的性质来看，其本质是被保险人转让的一种债权，其权利性质与被保险人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性质是一致的。由于法律赋予了被保险人就未完全弥补损失的部分向第三人求偿的权利，但同时又没有赋予被保险人或保险人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两者的债权平等，对第三人的赔偿只能平等受偿，按比例分配。这里还需注意的是，保险人因赔偿被保险人而支出的各种费用，不应包括在代位求偿范围内。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4条明确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

六、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

我国保险法未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期间及计算问题，这一立法上的漏洞给实务上带来困扰。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从何时开始起算的问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从代位关系以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性质出发，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适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诉讼时效。但也有观点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不同于债权人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对第三者的债权时的代位权，保险代位求偿权是相对独立于被保险人的一种民事权利，应当另行规定诉讼时效。笔者认为，在代位求偿权诉讼中，保险人仍然是代替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损失赔偿请求权，只是所获得的利益归于保险人而已。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因此代位求偿权的诉讼实效期间起算点应以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而不能以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之日起算。如果因为被保险人的原因导致保险人向第三者索赔时时效期间已过，可以认定因为被保险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保险人不能向第三者行使索赔权。此时，保险人可根据新修订的《保险法》第60条第3款规定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果保险人在理赔前已与造成损害的第三人进行过磋商或就其部分损失向第三人提起诉讼，此时是否构成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的中断，笔者认为，此情形并不构成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的中断。因为，此时保险人尚未支付保险金，还不享有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只有向被保险人理赔后才能取得代位求偿权，其后保险人的追偿行为才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

七、人身保险中能否适用代位求偿权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行政执法条例


2005年1月28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证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行政执法机关是指行使行政执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执法职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行政执法人员是指依法履行行政执法职权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领导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工作。
省、市、县人民政府部门领导所属机构的行政执法工作，并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指导或者领导下级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
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领导本系统下级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
第五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负责本条例的贯彻实施。省、市、县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行政执法的综合协调和督促指导工作。
第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应当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原则。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违法干预行政执法。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经费统一由财政纳入预算予以保障，并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第八条 行政执法活动依法接受社会和有关国家机关的监督。

第二章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

第九条 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由本级人民政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由省人民政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的派出机关或派出机构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应当以行政执法机关的名义，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行政执法机关承担。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行政执法人员定期组织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执法能力。

第三章 行政执法行为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从事行政执法活动。
第十三条 宪法、法律、法规、规章是行政执法的依据。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一致的，以法律、行政法规为行政执法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性法规规定不一致的，以地方性法规为行政执法依据。
第十四条 没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不得作出限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对当事人的处罚应当与其过错相适应，并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依据和理由。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应当遵守法定程序。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执法程序未作规定的，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制定体现公正和效率要求的行政执法程序。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管辖发生争议的，应当报共同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指定管辖。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将本机关的职责范围、行政执法依据、行政执法程序以及相关事项向社会公示。
第十九条 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其回避：
（一）系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人或本人近亲属有利害关系；
（三）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行政执法人员的回避，由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决定；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决定。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说明依据和事项，否则当事人有权拒绝。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越、滥用行政执法权；
（二）违反法定程序；
（三）违法委托行政执法；
（四）野蛮、粗暴执法；
（五）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
（六）徇私枉法；
（七）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依法作出涉及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依法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作出决定时，应当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当事人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执法机关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向当事人开具法定票据、清单，妥善保管扣留财物，不得擅自使用或者处分；对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时限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及时作出处理。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取得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制度。
行政执法机关不得规定行政处罚指标。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依法应当受理的各项许可、确认、裁决等申请事项，应当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期限内审查、办结。
法律、法规、规章对审查和办结时限未作明确规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对因不符合法定条件不能办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一次性告知其不予办理的依据和理由；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办结；逾期不能办结的，在期满前报经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办理期限并告知申请人，但延长时限最多不超过10个工作日。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实行统一执法文书格式制度。国家对行政执法文书的格式无统一规定的，由省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部门制作本系统的统一文书格式，报送省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案；未设省级行政执法部门的，由市人民政府所属的行政执法部门制作本系统的统一文书格式，报送市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备案。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等应当立卷归档。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其他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实施的行政执法活动，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予以协助或者配合。

第四章 行政执法监督

第二十九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对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实施监督。
第三十条 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开展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监督。
当地人民政府发现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存在问题时，可以向其提出改正建议；省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部门不采纳改正建议的，当地人民政府可以向其上级部门提出改正建议或者提请省人民政府依法实施监督。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检查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和本单位执法人员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
第三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省、市、县人民政府对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情况组织评议、定期考核。
建立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行政执法中的过错行为依法追究责任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三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织评查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的案卷。
第三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接受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
第三十五条 行政执法行为应当接受行政复议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进行的审查，对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应当及时、全面履行。
第三十六条 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发现行政执法机关或行政执法人员违纪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移送监察机关处理；发现行政执法机关或行政执法人员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七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接受执法检查、评议和质询。
第三十八条 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听取本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建议和批评。
第三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应当依法出庭应诉，并履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生效判决或者裁定。
第四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对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认真调查核实。对情况属实的，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对于影响重大的问题，应当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第四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的，有权投诉、举报。受理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上级执法机关责令改正，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负责人或者负有主管责任的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检查制度、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的；
（二）规定行政处罚指标的；
（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严重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或者违法行政行为社会影响恶劣的；
（四）超越、滥用、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违法委托行政执法，造成某一方面行政管理秩序混乱的；
（五）拒绝接受行政执法监督检查或者对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查出的问题拒不改正的；
（六）指派没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
（七）拒不履行或超过规定时限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八）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
（九）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三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机关暂停其行政执法工作；情节严重的，取消行政执法资格，调离执法岗位，并由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超越、滥用行政执法权的；
（二）执法态度恶劣，粗暴、野蛮执法的；
（三）对控告、检举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打击报复的；
（四）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
（五）非法收费或者截留、坐支、私分、挪用罚没财物的；
（六）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涉嫌犯罪案件没有移交，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擅自使用扣留物品或者由于管理不善致使扣留财物严重受损或者灭失的；
（八）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
（九）未依法开具法定票据、清单的；
（十）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5年4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