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程序价值的几点思考
周成泓
一、民事程序价值的一般含义
法律价值有三种基本的含义：第一，价值观念，即存在于一定人群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ideas）；第二，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standards）；第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objectives）。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民事程序的价值，研究者都必须关注价值的一般含义。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理论中，“价值（value）”一般被认为是客体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具体而言，价值存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一方面，它以主体客观存在某种需要为前提；另一方面，作为客体的事物必须恰好具有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或者功能。这两方面的结合就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价值关系。从这一角度来说，价值其实就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存在着的满足需要或者有用的关系。此外，也有学者认为，价值的含义还包括主体对自身需要的不断超越性。显然，这里的价值属于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这种将价值的哲学意义定位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其背后暗含着主体具有的相对于客体的绝对优势地位，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践上引申开去，到最后便将主体自身也湮灭了。困扰着现代人的孤独感、无家可归感正是这种价值观念的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前几年学者们大都认为秩序、安全、正义、自由以及效益等是民事程序的价值。
现在，学者们已经开始强调民事程序的内在价值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也已经不少了。故笔者不再重复，而是着重探讨一下价值的一般含义。
按照现代哲学论伦理学的一般理论，价值最初属于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意为交换价值或者使用价值，也就是某一物品或活动所蕴涵的劳动量。19世纪，在众多思想家和各种哲学流派的影响和推动下，“价值”这一概念开始突破其经济学意义，而延伸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目前，价值已经被人们普遍视为（哲学）伦理学上的核心范畴。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同，伦理学主要是就“善”与“恶”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哲学学科，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设定对人、社会、国家以及法律制度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我国哲学界将价值定位于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是同长期以来片面强调认识论、忽视价值论有着一定的联系的。相应地，法学界在法律价值问题研究上也产生了这样一种误解：价值存在于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中，属于认识论上的范畴。众所周知，认识论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探索世界变化、发展的规律、寻求真理,对人、事物的价值评价，并非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故而，将价值完全定位于哲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前提构建价值理论，这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价值研究的方向。而只有在哲学伦理学意义上，对人、事物、制度的价值评价才是最基本的研究课题。民事程序价值的研究应与一般的法律价值研究一样，摆脱哲学认识论的束缚，摆脱那种将价值定位于认识论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观念。实际上，民事诉讼决不仅仅是一种以查明事实真相为目标的认识活动，而且包含着一系列诉讼价值的实现和选择过程。此外，即使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民事诉讼也不是由单一主体而是由多个主体通过交互作用进行的，这些主体之间不仅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而且往往会因为利益的矛盾冲突而处于直接对立的诉讼地位：双方当事人为了相互对立的利益而展开攻防，法院代表国家运用法律对这种相互矛盾的利益进行判断，法院的判断除了要考虑当事人的权利外，还要执行国家的司法政策，考虑国家的及社会公共的利益。那么，民事诉讼活动究竟要满足哪些诉讼主体的需要呢？这不是认识论所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
由上可见，只有走出单纯的认识论角度，迈向价值论，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掴臼。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价值”就是所谓的“善”，它是一个“最普通的褒义形容词，意为一种高尚的、至少是令人满意的品质的存在，它们或者本身是值得羡慕的，或者对于某种目的来说是有用的”。由此可见，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可以被区分为工具价值和固有价值两个方面，即“作为方法的善”和“作为目的的善”。据此，人们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评价有两项独立的价值标准：一是外在价值或者工具价值，也就是民事诉讼程序对于实现某一外在目标而言是否有用；二是内在价值或者固有价值，也就是该项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
二、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意义
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尤其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此，笔者以为，民事诉讼价值的研究并不是一项纯粹的思辨活动，而在于为人们评价和重新设计民事诉讼程序提供一系列合理的价值标准。法律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观念、标准、和目标三个角度。其中，价值标准带有根本性。其理由是，对于某一具体的民事诉讼活动或程序，法官、当事人往往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评论，这种评论经常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并因个人利益的得失胜负而得出各不相同的评价结论。然而，民事诉讼程序的评价标准，不应依附于诉讼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应有着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否则，这种评价很难具有公允性而得到诉讼各方的普遍接受。另一方面，研究民事诉讼程序价值问题，还有助于人们对民事诉讼程序做出相对独立的评价。民诉程序价值是功利价值和公正价值的组合体。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主要表现为民诉程序对于实施民事法律的有用性和积极意义，内在价值或公正价值则主要指民诉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使诉辩双方真正受到公正的对待，其应得的利益得到尊重和维护。以前，人们倾向于从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价，评价民诉程序的好坏主要看它能否形成正确的裁判结果，民事诉讼法只是为顺利、正确地实施民事法而服务的。由这种逻辑引申开去，最终必然走向否定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独立价值和固有价值。按照内在价值或公正价值标准，人们对某一民事诉讼程序是否为“善”的评价，要看它本身是否符合诸如公正性、人道性、合理性等方面的标准，也就是说，要看民事诉讼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内在优秀品质。这一品质独立于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而存在，完全体现在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设计和运作过程之中。因此，有关民事诉讼价值的研究，最终将有助于人们对民事诉讼独立意义的认识。
三、民事诉讼价值的诸方面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近年以来，学者们对民事诉讼 程序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将民事诉讼价值概括为公正价值和经济价值。有的学者认为还包括自由、秩序与程序保障、诉讼民主以及程序安定。还有学者将民诉价值划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内在价值包括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益，外在价值包括实体公正和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应当说，学者们就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所进行的研究对于民事诉讼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有益的。不少学者显然从法哲学的一般理论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和启示，并力图使自己的民诉价值研究适应流行的法律价值理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民诉价值不是单一的，而带有多元性，秩序、安全历来为各个国家所看重，但自由、权利保障和正当程序等价值也同样值得重视。此外，民诉活动也要符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标准。然而，这种将一般法律价值直接移植到民诉法中的做法，有着过于空泛的不足。实际上，诸如自由、安全、秩序、正义之类的价值，即可以被视为一般法理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可以成为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价值标准。研究者如果直接将这些价值套到民事诉讼程序中，有时显得既不恰当，又难以自圆其说。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应是指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和运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标准。这些价值不存在于诉讼结局之中，而应属于评价民诉程序或者过程的价值标准。作为一种过程价值，民事诉讼程序价值不是指什么抽象的安全、自由秩序和正义价值，而包含着内在价值（公正价值）与外在价值（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两个方面。为实现其内在价值，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上必须符合特定的伦理价值标准，具有特定的内在优秀品质；而为实现其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上还必须考虑如何对民事法的正确实施具有的效用和保障意义。这两个方面的价值是处于同一平面上的价值，相对于二者来说，经济效益价值则处于次级价值的地位，不具有选择上的优先性。此外，所谓的“社会效应”充其量不过是各项民诉程序价值在实现中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不应被视为一项独立于经济价值之外的诉讼价值。
就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而言，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本身没有轻重之分，但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以及不同的时期，基于各自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民诉程序的设计应当在这两项价值之间有所侧重。不过，我国民事司法的实际使我们不能不更多地关注程序的内在价值。第二，程序正义本身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要求的诉讼价值。尽管追求绝对的公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然程序公正也的确有着一系列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标准，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立法者对民诉程序的设计，司法机构对民诉程序的实施，都不能低于这些最低的“法律伦理底线”。第三，目前，我们必须确立一种“限制、节制审判权，防止其滥用”的观念，使实体法的实施和程序工具价值的实现被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第四，必须将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抛开公正的程序而去追求绝对的实体公正，不能通过不公正、不人道的手段而去换取实体法的“正确实施”。
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第197号
《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已经2007年11月13日市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
第一条为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加强城市管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执法效能，促进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下简称相对集中处罚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相对集中处罚权实施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和监督。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机关（以下简称城管执法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领导的行使相对集中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市城管执法机关负责对本市相对集中处罚权行政执法工作进行组织指导、指挥调度、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并根据职责权限行使相对集中处罚权。区、县城管执法机关负责本辖区相对集中处罚权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条相对集中处罚权的行使，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的原则，坚持行政执法和管理服务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推行行政指导，引导公众参与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条城管执法机关根据国务院和市人民政府关于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决定，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以下行政处罚权（以下简称处罚权）：
（一）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处罚权；
（二）市政管理方面的处罚权；
（三）公用事业管理方面的处罚权；
（四）城市节水管理方面的处罚权；
（五）园林绿化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六）环境保护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七）城市河湖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八）施工现场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九）城市停车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十）交通运输管理方面的有关处罚权；
（十一）工商行政管理方面对流动无照经营行为的处罚权；
（十二）城市规划管理方面对违法建设的有关处罚权；
（十三）旅游管理方面对无导游证从事导游活动行为的处罚权；
（十四）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城管执法机关集中行使的其他处罚权。
第六条相对集中处罚权权限范围的确定和调整，由市人民政府决定。权限范围的确定和调整，应当根据城市管理发展的需要，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和权责一致的原则。城管执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不得擅自对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权限范围进行调整、变更。城管执法机关集中行使的处罚权，原职能部门不得再行使。
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城市管理秩序，按照权限范围应当由城管执法机关给予行政处罚的，由违法行为行为发生地的城管执法机关管辖。执法区域相邻的城管执法机关对流动状态下发生的违法行为可以约定在适当的区域范围内共同管辖。共同管辖区域范围内的违法行为由首先发现的城管执法机关查处，其他城管执法机关予以配合。约定共同管辖应当向上一级城管执法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备案。管辖权发生异议的，可以报请共同上级城管执法机关指定管辖。上级城管执法机关有权管辖下级城管执法机关管辖的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案件移交下级城管执法机关进行管辖。
第八条城管执法机关及其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人员（以下简称城管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现场进行调查、检查；
（二）查阅、调阅、复制、拍摄、录制有关证据材料，抽样取证或者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证据；
（三）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财物；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九条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妥善保管先行登记保存、扣押的财物，不得使用或者损毁；对于易腐烂变质的物品，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妥善处置。先行登记保存、扣押的财物需要返还给当事人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通知权利人领取；权利人不明的，应当发布招领公告；权利人拒绝领取或者公告期满后无人认领的，由城管执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条城管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下简称处罚决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城管执法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应当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当事人陈述、申辩所提出的事实、理由以及证据成立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采纳。城管执法机关不得因当事人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当事人要求听证且符合听证要求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依法组织听证。
第十一条城管执法机关作出处罚决定，应当在宣告后将相关文书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城管执法机关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将相关文书送达当事人。
第十二条除依法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形外，作出罚款处罚决定的城管执法机关及其城管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当事人应当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
第十三条城管执法人员应当具备行政处罚执法资格，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应当统一着装，佩带城管执法标志，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保持仪容严整、举止端庄、语言文明、规范执法。城管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
第十四条城管执法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应当回避。城管执法人员的回避，由所属城管执法机关负责人决定。
第十五条本市建立相对集中处罚权的领导协调机制，加强城管执法机关与相关部门之间的行政执法协调工作。协调的事项包括：
（一）相对集中处罚权权限范围的争议；
（二）相对集中处罚权执法依据适用的争议；
（三）案件移送、信息共享、工作配合等履行行政执法职责过程中的衔接和配合；
（四）其他事项。
第十六条城管执法机关负有相对集中处罚权行政执法协调工作的主动协调责任，相关部门负有配合协调责任。城管执法机关与相关部门之间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制作书面的协调意见，报送同级人民政府备案。协调意见的内容应当包括相关依据和工作方案、具体措施等。城管执法机关与相关部门之间协调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按照本市行政执法协调工作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城管执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部门主管或者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移送案件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材料，被移送部门应当将案件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移送部门。
第十八条城管执法机关与相关部门应当确定具体工作机构，负责行政执法协调工作的日常联系，定期通报情况，实现城市管理信息、数据的及时互通和共享。
第十九条城管执法机关和有关部门根据城市管理工作的需要，可以实施联合执法。实施联合执法应当经各参与部门的负责人批准，并制定工作方案、应急预案。
第二十条城管执法机关执法时，需要相关部门就专业和技术问题作出解释或者提供其他协助的，相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或者根据政府决定、协调意见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加强执法队伍规范化、制度化的建设和管理，加强宣传和法制工作，提高信息化和装备建设水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建立完善录用、考核、培训、交流与回避等制度。
第二十二条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管执法机关行使相对集中处罚权的监督检查，对城管执法机关不履行、违法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行政执法职权的行为（以下统称违法执法行为），应当责令改正并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城管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完善行使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层级监督制度。上级城管执法机关发现下级城管执法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应当责令改正；下级城管执法机关拒不改正的，上级城管执法机关可以依法予以纠正，或者建议所属人民政府责令其改正并追究行政执法责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城管执法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有权申诉或者检举。对于申诉或者检举，城管执法机关应当认真审查，发现错误的应当主动及时改正。
第二十三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城管执法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城管执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二十四条城管执法人员有下列违法执法行为的，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责任：
（一）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三）无法定事由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擅自改变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四）实施处罚未制作法律文书、使用合法票据；
（五）刁难、谩骂、殴打或者唆使他人殴打当事人；
（六）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查封、扣押、没收的财物；
（七）索要、收受当事人及其家属的财物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宴请；
（八）要求当事人承担非法定义务；
（九）其他违法执法行为。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