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契约自由原则

周建


一、契约自由原则的含义
契约自由作为近代私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又是其核心部分，正如我国台湾民法学者陈自强指出的：“契约自由原则，虽然不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全部，但却是最重要的内涵。”[1]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2]这一原则在私法领域普遍适用，体现在契约法上就是契约自由原则。按通常的理解，契约即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依此，债权契约、物权契约、身份契约乃至行政法上的行政契约，均属契约之列，契约非民法所独有。然纵观各国民法之规定来看，契约均归属于债权部分，或者将契约法单独立法以规范债之发生（如我国《合同法》之单独立法，合同与契约只是对英文词contract的不同译文，含义相同）。“因此之故，学说上称债权契约为狭义契约，任何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称为广义契约。契约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的所谓契约，毫无疑问，都是债权契约。”[3]亦即我们理解的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
关于契约自由的含义，依笔者所览之范围，有的将其概括为“定约自由”和“成约自由”两个方面，[4]有的从契约本质出发，将契约自由归结为缔约不受强制，约定应当遵守，违约应负责任三个方面，[5]有的将其区别为是否缔约、与谁缔约、决定契约内容、选择契约形式四方面自由，[6]有的学者概括为六方面自由，即在四方面自由上再加了两个自由：变更自由、结束自由。本文以为最后一种概括最能全面阐述契约自由原则：
1、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即任何人均能自由决定是否要成立一定的契约，不受缔约或不缔约的强制。这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通常的理解为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的自由，完备的解释是：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和不与谁缔约的自由。这种权利的行使，得由客观的条件辅助，即客观上存在多个可选择的缔约相对人，否则这种自由将无法真正存在。
3、契约形式的选择自由。缔约当事人对契约的形式可以协商一致决定，法律不得强制当事人采用固定的契约形式。由此推之，法律上要实现这一目的，得规定两方面的内容：契约以不要式为原则，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契约形式受法律保护。原因在于，既然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核心，契约自合意达成即成立，故强加形式于契约之上就是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各国对契约形式上的限制，本无契约法上的原因，而多出自诉讼法上的考虑。
4、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契约内容自由，为契约自由的灵魂”[7]，即使契约有严重的不公平，如果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具有强制力。当事人首先可以自由决定所缔结契约的类型，同时还可以创设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契约类型，其次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适用法律上的任意规范，任意规范意在补足当事人意思表示之欠缺，但其无强制变更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功能，故当事人得约定排除适用。
5、变更自由。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合意的方式就契约的给付方式、标的物、价金、债之关系的转移等事项进行调整，此乃契约自由原则的当然内涵。因为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契约目的、市场环境、社会政治等情势都有可能改变，因时而修正契约使之适合新的情势乃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
6、终结契约的自由。契约的终结往往是因债的履行，对于即时清洁的契约，无所谓终结的自由。此处所说的终结契约的自由，是指在契约关系存续中，当事人可以合意解除或终止契约的自由。如租期未届满的租赁契约，双方当事人可合意提前终止租赁契约，因为随着情势的改变，契约的继续履行不再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甚至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益，故当事人享有终结契约的自由能使当事人的目的更可能得以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
一般认为，契约自由的思想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中已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法学阶梯》中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自然法规则，也成了契约自由的出发点。但应当看到，古代私法中主体的不自由性是显而易见的，宗法统治、人身依附的身份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自然经济排斥了生产活动的社会化，契约以及契约自由并未成为社会的强烈需要，所以罗马法也并未形成真正的契约自由原则。
一般学者认为，古典契约理论是在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具备了契约自由原则所需要的经济、政治和理论基础。
（一）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经济基础
契约自由原则存在一个假定的基础——完备的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完备的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的15世纪到18世纪，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市场，那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很脆弱，经济只有借助国家行政权力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的发展，这种要求的体现是经济学上的重商主义以及以此为据的经济管制政策，故而无从谈起契约自由。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长壮大，单纯地依靠经济关系上的无声强制，就足以保证榨取剩余价值的实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的触须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要求摆脱束缚和发展，要求充分实现自由竞争。[8]而长期发展而目臻成熟的自由市场已经能较好地适应资本自由发展的要求：1、经济主体的自由性和平等性得以实现。18、19世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鼎盛时期，从经济学的角度，自由竞争的主体具有平等性和自由性，竞争的双方不受他方控制，意志完全是自由的，由此，契约自由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与此相适应，契约法没有具体琐细的规定，也不借助社会政策来限制个人的自治和市场的自由。2、大量的缔约当事人可供选择。资本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各种经济主体大量涌现，社会分工的细化、新的行业不断产生、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空间，人们根据市场规则选择最合适的缔约相对人实现利益最大化才得以实现，契约自由才可能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政治、法律基础
契约自由虽然属于私法领域，但它从根本上离不开政治自由的实现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契约自由无非是政治自由在私法中的体现，是政治自由权的变种。考察一下“交换自由”的发展史，它和政治的发展是一致的，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奴隶与奴隶之间、平民之间、奴隶主之间、封建主之间可能存在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但它不具有普遍性，社会两大对立的阵营不可能平等，就连形式上的平等也不可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当初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天赋人权”理论溶于《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以及各国宪法之中，融入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自由和自下而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权利，政府的正当职责是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以及保证人们相互之间的平等。[9]只有在这种制度下，契约自由才能实现。同时，法律观念以及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保障自由、公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为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交易的公正提供了保障，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提供了合理的预期。当然，这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得以实现密不可分，但正是这样一种符合自由竞争时代的法律制度，保障了自由，促进了契约自由的形成和发展。
（三）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按照资产阶级法学家的观念，契约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
第一，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根据理性哲学，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种意志自由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的选择下，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则是愈少愈好。正是在这种自由意志的理论基础上，契约乃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成为近代契约法的首要原则。
第二，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在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自然法的社会政治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7、18世纪，而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盛行的年代，此时它常常和社会契约理论结合在一起，社会契约理论提供框架和程序性解释，自然法提供实质性的精神。在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如自然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格老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除了订立契约的方法，人们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通过相互限制而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在18世纪末，当社会契约理论在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长期努力下，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政治学说。它是与契约自由并列的理论，只不过它是针对公共权力而言，而契约自由是针对个人的权利而言，是市民社会中的规则。进一步看，社会契约理论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论据。这表现为，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造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毫无疑问地能够创设约束当事人特别的权利义务。
第三，经济学领域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彻底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废除限制。[10]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具有百害而无一利。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苏明诗所指出的：“各个人不分强弱、贤愚，均得以自己之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构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应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11]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
三、契约自由原则发展中的困惑
契约自由原则，依现代学者之眼光，其在形成之初带有诸多理想化的东西，这为其在发展之中遇到重重困难埋下了伏笔。这些思想化的东西包括了一系列假设：假设人是理性的、抽象平等的；假设市场环境中没有不利的第三方效应、充分的信息、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以及零交易成本。这些假设在今天纷纷受到了质疑：
（一）主体绝对理性和抽象平等的非现实性
我国民法学家梁慧星曾这样评价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自由订立的契约就等于是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约定履行，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正义。法官裁判契约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约定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时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者履行契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等，均不应考虑在内。”[12]显然，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这种矛盾的出现，正是契约自由原则关于“人是一种抽象存在，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知识结构上的区别。”的抽象平等和每个主体都是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绝对理性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即使在古典契约理论建立之初主体间的不平等就是存在的。因为古典契约法很少注意到缔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契约自由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选择与之订立合同的人，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按其所希望的条款订立合同，这种含义即使在19世纪，也仅仅在某种狭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它只是在假定所有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力量上是平等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平等正是古典契约法所大量采用的一种假定。不可否认，在古典契约理论的创立之初，正是自由竞争时代，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为个人，其相互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样巨大。所以这种带有偏差的假设能为人所接受。但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垄断时代的出现，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个体发展为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形成了普通消费者与财力雄厚的公司企业的对抗，双方平等的机会只具有形式意义，所谓的契约自由受到真正的威胁。
（二）完备市场的假设被否定
在契约自由理论形成之初是有一个完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假设，即：1、契约不得涉及当事人外的任何第三人，也就是说基于契约的相对性，契约不会对第三人构成损害；2、充分的信息，市场主体只有了解其选择的性质和结果的全部信息，才能使其自由的契约行为符合目的性具有必要的基础；3、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这无疑是契约当事人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客观要求，否则交易双方无法充分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
无疑，这些假设在自由竞争时期是比较符合客观条件的，所以自然能被人们所接受，这些假设与“契约即正义”这样一个命题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假定的前提，契约即正义这个命题是不会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契约自由的原则也无从建立。然而，这些假定的条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进一步加强，其基础已经发生动摇了。
首先，关于契约不涉及第三人的假定，虽然今天大量的法学教材、著作中都在讲述契约相对性的理论，但是绝对的相对性已然不复存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契约比比皆是，不论这个“第三人”是抽象的如社会、公共利益、国家还是具体的个人、企业、组织，契约当事人因此不得我行我素，法律的干预却显得理所当然。今天，“契约对第三人效力”的命题已被学者们广为研究。
其次，关于充分信息的假定，在自由竞争时期，简单的生产与交换、不发达的技术、单一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市场使得充分掌握信息成为可能，但是今天的市场信息量之大、信息关系之复杂远不是当初的学者所能想像，人们因信息的失真而意思表达错误已是平常之事。
第三，关于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的假定，现实的和潜在的交易伙伴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上是存在的，但随着自由竞争的加剧，为避免两败俱伤而出现了垄断，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人为的垄断之外，还出现了自然垄断和国家为了国计民生而制造的强制垄断。垄断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这一假定条件最主要的否定，在垄断面前，你所谓的选择自由已荡然无存了。
不仅在理论上契约自由遇到了麻烦，在现实中，“契约正义”思想已经在立法和司法中发挥作用。立法上，集中体现在劳动法领域中对劳动者订立劳动契约的单向保护和消费者立法中对消费者这一弱者的诸多的保护以及对提供消费或服务的企业的诸多限制之上；在司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情事变更原则、客观解释契约原则被广泛地运用于审判实践。契约仿佛真的已走向死亡？
四、契约自由原则并未衰落
由于契约自由必然面对种种困惑，许多学者纷纷表示：“契约自由已经衰落”，契约已经死亡，由契约向身份的转变已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尽管在具体形态上的确有所增多，但在原则上却没有太大变化。比如，作为对“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的约束，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对于当事人的契约行为要符合诚信、不得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的限制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关对契约内容进行规制的“不违反公序良俗和不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的原则始终如一，只是将其运用到具体条件所产生的具体的限制类型有所变化，况且其运用范围也极为有限。
其次，契约自由的真实的、核心的理念并非是“完全不要限制”，而是要“尽量减少干预”，这里的“尽量”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是正当的，限制的量要与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合适的干预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13]因为没有任何干预的契约，实际上已不自由了。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并不足以证明契约自由正在走向衰落，对契约自由限制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否定，因为理想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本身就应该是法治下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必然结论，完备的市场经济要求尽可能运用竞争机制协调人类的各种努力，而不主张放任自流，甚至为了保证竞争的有益进行往往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契约只是排斥国家在法律框架之外的肆意干预，并不排斥以法律手段对契约进行一般的规制。如果我们作出“契约依法成立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的理解，那么契约自由似乎从未动摇过。
换一个思考的视角，从哲学上看，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契约自由亦如此，当自由所扩展的范围越大，它所触及到的边界——限制就越多，相反，当限制越多的时候，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越大。试想在马车都还属于奢侈品的时候，交通规则不可能出现，人们似乎很自由，但人们的出行自由却远比不上有交通规则的今天。
事实上，契约并未衰落，正如市场经济未衰落一样，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边界，也正是契约自由与不自由的边界。只要市场经济没有蜕变，契约仍将是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应当坚信，在现代契约法中，“契约自由仍然是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14]


[1]、[3]、[7]陈自强《民法讲义Ⅰ 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121页；
[2]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14]彭亚?《解析“契约自由”》，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二辑，第378、389页；
[5]孙学致《契约自由本质论》、马新彦《民法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2002年版23—41页；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堰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十政发[1998]2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白浪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县级事业单位，各大中型企业：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十堰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一九九八年三月四日
　　　　　　　　　　　　　　十堰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有效地控制
人口增长，根据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湖北省计划生育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和《湖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特制定本细则
。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流动人口”，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其现居住地和其常住户口
所在地不在同一个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的育龄人员。
　　第三条　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实行“单位负责、条条保
证、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属地管理体制。各级政府都要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本
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组织并协调计划生育、公安、工商、劳动、卫生
、交通、房管、城建、经贸、计划、教育、农业等部门，分工协作，综合治理，共同做好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由其常住户口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
理为主。
　　第五条　各县市区、各乡(镇)、街办要按照行政区划对本辖区内所有流动人口的计划生
育管理负起责任，并有权对辖区内有流动人口的单位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
，搞好检查监督和协调服务，把好流出流入关。
　　各乡(镇)、街办及其计划生育部门要认真履行以下职责：
　　(一)对流出育龄人员进行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组织流动人口参加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
识培训；
　　(二)与流出的已婚育龄人员签订计划生育合同，要求她们找一个担保人，落实一项长效
节育措施，隔月寄回一次孕检证明；
　　(三)建立与流出育龄人员和流出育龄人员现居住地的联系制度，登记注册，掌握流出育
龄人员的流动情况和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
　　(四)为流出育龄人员出具由湖北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印制的计划生育证明。证明应填
清姓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节育状况、居民身份证号码、过去受有关计划
生育奖励处罚及落实情况、不准生育或限制生育的病情内容；
　　(五)流动人口在常住户口所在地申办《湖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应当交纳工本费。
具体收费标准按省有关规定执行；
　　(六)依照《条例》规定，审核批准流出育龄夫妻的申请，落实有关奖励处罚措施；
　　(七)检查流入人口中已婚育龄人员的计划生育情况，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服务，督
促已婚夫妇落实节育措施，督促流动人口中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及时采取措施终止妊娠；
　　(八)综合统计、记录流动人口生育状况，负责与流动人口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办计
生办联系并通报有关情况；
　　(九)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内有流动人口的单位落实管理措施；
　　(十)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处罚。
　　第六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做好本单位、本系统所招用的合同工、临
时工及出租房屋、接受户口挂靠等接纳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公安、工商、劳动
、城建、交通、房管、卫生等部门在为流动人口办理有关证照时，应当首先审查有无经现居
住地计划生育部门查验过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对无计划生育证者，应限期补办后方可审
批。凡发现未检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而为流动人口办理有关证照者．依照市委、市政府关
于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的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处理。
　　根据流动人口从业和居住情况，按地域和行业分别归口，由有关部门及单位对流动人口
的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经常性管理；
　　(一)国有、集体企业事业单位招用的流动人口由用工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二)从事各类承包经营的流动人口，由发包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三)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中的流动人口由发给其营业执照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管
理，私营企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协助管理；
　　(四)从事建筑施工的流动人口，由核准其在当地施工的城建部门和用工的建筑公司及工
程建设单位共同负责管理；
　　(五)从事交通运输的流动人口，由核准其营运的交通部门负责管理；
　　(六)从事劳务服务的流动人口，由核发务工许可证的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及接纳其提供劳
务服务的单位和个人负责管理；
　　(七)随亲属居住无从业单位的流动人口，由其亲属所在单位负责管理；
　　(八)其他流动人口，由其现居住地城镇居民委员会或农村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
　　按以上分工负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经常性管理责任的单位、部门和有关人员，应当统一
接受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的领导，接受其计划生育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七条　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负有经常性管理责任的单位、部门和有关人员应当认真履
行以下职责：
　　(一)在接纳流动人口时，认真查验有无完备的计划生育证明，督促流动人口回原籍办理
省统一印制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并交现居住地街办计生部门查验；
　　(二)将遵守有关计划生育的规定作为接纳流动人口的首要条件，订立从业合同的应载入
合同；
　　(三)随时了解掌握所接纳的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发现未按要求采取节育措施
的，应当督促其采取节育措施，发现计划外怀孕的，应当负责动员其就地采取措施终止妊娠
；
　　(四)负责组织流动人口中已婚育龄妇女(绝育和持有《计划生育证》者除外)，隔月到计
划生育服务部门进行“三查”(查环、查孕、查病)；
　　(五)有针对性地在流动人口中开展基本国情、基本国策和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教育；
　　(六)及时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及其计划生育管理部门通报所负责的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情况。
　　第八条　医疗卫生单位在进行孕情检查、围产期检查时，应认真查验孕妇有无计划生育
证明；在接纳孕妇分娩时，应当弄清是否属计划外怀孕，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当地计划生
育行政管理部门。
　　第九条　宾馆、饭店、招待所、旅社发现投宿妇女中有逃避计划生育者，应当立即向当
地计生部门报告。
　　私房出租者对承租者租住期间的计划生育负有监督责任。出租私房时，应当查验承租者
有无计划生育证明，对无计划生育证明者不得同意其租住。私房出租管理部门发现承租人计
划生育手续不完备时不予办理私房出租有关手续。
　　第十条　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生育必须持其常住户口所在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出具的<<
计划生育证>>，并经现居住地乡镇或街办计生部门核准。否则，一律视作计划外生育。
　　第十一条　流动人口应当在抵达现居住地三日内向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
计生部门出示由省级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计划生育证明，经审查登记并出具查
验证明后，方可到有关部门办理从业或居住的其他手续。其中已婚育龄人员(已绝育者除外)
应当向现居住地计生部门交纳计划生育管理费，每人每月5元。
　　管理费的用途是：
　　(一)用于提供避孕药具服务；
　　(二)用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活动经费；
　　(三)用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表彰先进；
　　(四)用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统计帐卡的印制等。
　　第十二条　流动人口应自觉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已生育一孩又无禁忌证的育龄夫妇
，女方应放置宫内节育器；已生育二孩及二孩以上的育龄夫妇，一方要施行绝育手术，计划
外怀孕的妇女，要限期采取措施终止妊娠。未采取绝育措施的已婚育龄妇女要隔月到计划生
育服务部门参加“三查”。
　　第十三条　流动人口的节育手术费，有用工单位的、由用工单位负担，没有用工单位的
、先由本人垫付，凭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证明由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
府或街道办事处按规定核销。
　　第十四条　流动人口违反《条例》有关规定的，按《条例》规定的处罚办法予以处罚；
流动人口及负有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责任的单位或有关人员，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按以
下办法处罚：
　　(一)骗取、伪造、涂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的，处以200元至500元罚款；贩卖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证明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以500至1000元罚款。
　　(二)流动人口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或未申报查验、未接受年度检
查的，应当限期补办。逾期不办的处以50至200元罚款。
　　(三)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妇女计划好家应为“计划外”怀孕的，要限期采取补救措施。经
说服动员拒不终止妊娠的，有关职能部门应责令其停工停业，拒不终止妊娠强行生育的和拒
不落实节育措施的，按《条例》有关规定处罚。
　　(四)对流动人口负有管理责任的单位或有关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造成计划外生育的，
每生育一个计划外孩子对该单位征收计划外生育费500元，属生计划外多胎的，每生一个征
收计划外生育费2000元，并追究单位领导人的责任。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细则应当予以处罚的，由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
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有关部门、单位和有关人员应当认真落实处罚决定。
　　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规定未被现居住地发现的，其常住户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
街道办事处及有关部门发现后，应按有关规定负责处理。
　　流动人口在一地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已受到处理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受到处
理。
　　第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十七条　对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对如实举报
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或生育的单位和个人，对流出人口中积极实行计划生育者，由各级人民
政府或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中有徇私舞弊、侵犯流动人口合
法权益等行为的，由行政管理部门给予相应的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按本细则收取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费、计划外生育费，应当用于流动人
口计划生育工作，不得挪作他用，并分别按10%的比例上交市、县(市、区)计生管理部门。
　　第二十条　本细则应用中的有关问题由十堰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