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
合肥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2003年8月15日合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03年10月24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防止水体污染，保障居民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安徽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饮用水水源的保护。
本条例所称的饮用水水源包括饮用水地表水水源和饮用水地下水水源。
第三条 董铺水库、大房郢水库及其引水渠道、河流是合肥市重点保护的饮用水水源。
巢湖是合肥市战略储备饮用水水源。巢湖水源保护，按《巢湖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执行。
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可以确定新的水源保护地，依据本条例保护。
第四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饮用水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对城市饮用水水资源进行规划、调配和水质监控。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实施统一监督和管理。
建设、国土资源、规划、卫生、交通、公安、农业、林业、市容、工商、畜牧水产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措施，促进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依法加强管理，协助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饮用水水源不受污染的义务，有权对污染和破坏饮用水水源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七条 对保护饮用水水源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
第八条 按照水源保护管理要求，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第九条 董铺水库、大房郢水库地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为：
(一)一级保护区：水库周围淹没区移民房屋拆迁线以下的库区(董铺水库为30米高程以下陆域和水域，大房郢水库为29.7米高程以下的陆域和水域)；
(二)二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外延1000米的区域，以及饮用水重点水源保护地流域内的其他水库；
(三)三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以外汇水进入水库的流域。
第十条 饮用水引水渠道、河流的地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为渠道、河流上口线两侧外延50米的区域。
第十一条 饮用水地下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范围为：
(一)一级保护区：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30米范围内；
(二)二级保护区：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30米以外有明显水位降落漏斗区60米范围内；
(三)准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外的主要补给区。
第十二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划定明确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线，设立警示标志，并在饮用水地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重点地段设置防护网。
第三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
第十三条 饮用水地表水水源一、二级保护区内的水质，分别执行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Ⅱ、Ⅲ类标准。
饮用水地下水水源保护区的水质执行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Ⅱ类标准。
第十四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董铺水库和大房郢水库库区内，应当采取措施，保持生态平衡，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第十五条 在饮用水地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直接或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水、废液，倾倒垃圾、渣土和其他固体废弃物；
(二)在滩地和岸坡堆放、存贮垃圾、渣土和其他废弃物；
(三)在水面游泳、进行水上训练以及其他水上体育、娱乐活动；
(四)设置畜禽养殖场或在水体内放养畜禽；
(五)在水体中或近临水源洗刷车辆和其他器具；
(六)毒鱼、炸鱼、电鱼和捕猎水禽；
(七)露营、野炊等污染水质的活动；
(八)除水政监察、水文、水质监测和水库管理专用的船只以外的其他船只下水；
(九)围库造塘、围库造田、网箱养殖；
(十)设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
(十一)翻越、破坏防护网；
(十二)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十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污染水质的行为。
第十六条 在饮用水地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已建项目，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
(二)改建项目，未按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原则削减污染物排放量；
(三)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四)设置畜禽养殖场；
(五)建设项目未征得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和未报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六)堆放或经营废渣，设置有害化学物品的仓库或者堆栈。
第十七条 在饮用水地表水水源二、三级保护区内不得新建、扩建和改建化工、造纸、制药、制革、印染、电镀、冶金以及其他对水质有严重污染的建设项目。建设其他项目，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的排污单位，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决定限期治理。
第十八条 在饮用水地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陆域全面实行植树造林；在二、三级保护区内鼓励和支持发展经济果树林或用材林，增加自然植被，防治水土流失，防止化肥、农药污染，改善生态环境。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乱砍滥伐林木、破坏林地；禁止施用对人体有害的鱼药和高毒、高残留农药。
第十九条 在饮用水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破坏水源涵养林、护岸林以及与水源保护有关的植被；
(二)新建、扩建和改建化工、造纸、制药、制革、印染、电镀、冶金以及其他对水源有严重污染的企业；
(三)利用含有毒污染物的污泥作肥料；
(四)设置垃圾、粪便和易溶、有毒有害废弃物集中堆放场或转运站；
(五)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污水及其他有害废弃物。
第四章 饮用水水资源的配置
第二十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水的供求现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流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按照水资源供需协调、综合平衡，保护生态、厉行节约、合理开源的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城市饮用水水资源的中长期供求规划，做好城市饮用水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工作。
第二十一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流域规划和饮用水中长期供求规划，编制水量分配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协助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跨行政区域饮用水水资源的调配，确保城市饮用水水资源的供给和安全。
第二十二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和年度预测来水量，制定年度水量调度计划，实施水量统一调度。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水量调度方案。
市饮用水重点水源保护地的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第二十三条 直接从饮用水水源取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领导，对公民进行水源保护的宣传教育。鼓励和引导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生产经营者发展无污染的产业，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调整发展方向，加强对保护区范围内饮用水水源地的有效保护。
第二十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一)参与制定饮用水水源水质保护规划和污染防治规划；
(二)监督库、渠管理单位做好管理范围内的水体水质保护管理工作；
(三)根据水功能区对水质的要求和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核定该水域的纳污能力，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该水域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
(四)对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进行监测，发现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控制指标的，或者水质未达到饮用水水源水质要求的，应当及时报告市人民政府，并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采取治理措施；
（五）编制饮用水水源的水质水文资料。
第二十六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一)制定和实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环境污染防治规划；
(二)根据城市区域内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目标，制定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区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在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责令超标排污的单位和个人限期治理，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
(四)会同有关部门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和监督工作；
(五)负责饮用水水源的环境质量状况监测，提出防治污染的对策和建议。
第二十七条 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建设项目进行规划管理。对按规定可以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建设的项目，应当严格审批管理；批准建设项目前的选址、定位必须事先征得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八条 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水源涵养林及相关植被的建设、保护和管理，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水体自净能力。
第二十九条 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护区内饮用水水源的水质卫生监测和卫生监督管理，参与保护区的划定和水污染防治规划的制定等工作。
第三十条 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农民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和农药，逐步递减农药、化肥用量，并加强督促和检查。
第三十一条 市公安机关应加强城市饮用水水源地治安管理工作，维护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的安全秩序。
第三十二条 因发生突发性事故或公共卫生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的有关部门和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采取应急措施，排除或者减轻污染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并立即报告有关主管部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八)项规定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对责任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五)、(九）项规定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对责任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二)、(四)、(六)、(十一)、(十二)、(十三)项规定的，由市环境保护、畜牧水产、公安等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市环境保护、林业、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妨碍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单位不履行职责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有关规定追究有关部门或单位责任人员的责任。从事饮用水水源保护的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上级主管机关或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有关问题由市人民政府依据本条例另行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合肥市董铺水库水源水质保护办法》同时废止。
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光山县人民法院 冷宝阳
传媒即传播媒介，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传媒监督也即是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部分，传媒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司法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加强对司法的监督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传媒监督因其居于舆论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的社会实践证明，传媒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了其积极的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由于缺乏对传媒监督的制约机制，传媒监督对司法公正造成的负面影响应不容忽视。在此，本文试对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传媒监督存在的误区及原因以及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作初步的探讨。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发布、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法官为迎合社会已形成的舆论氛围而影响依法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
（二）传媒监督与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出发点是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媒监督对实现审判公开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不可能经常以直接旁听的方式及时了解司法、监督司法。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公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肖扬院长曾提出，各类案件除法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里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应是传媒机构遵循的原则。
（三）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利和检察权”，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在我国，通过媒体对一些有影响的案件的披露报道，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因此应当肯定，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笔者在作此文时再次查阅了该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上看，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审判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处其极刑，然而在受害人只构成九级伤残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死刑实属罕见，始且不论被告人犯罪时主观心理态度。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煸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法庭的审判已实际失去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法律的天平已严重倾斜向社会公众的舆论，而以牺牲一个张金柱作为维护公众眼里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媒舆论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
二、传媒监督审判工作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日渐突出，法院在谈到外部监督时都毫无例外地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舆论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以至于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
误区一：传媒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有的记者把监督权作为特权，动辄就把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不加斟别地搬上报纸，舆论监督成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一场“诉讼”，“原告”是当事人，“被告”是法院，而“法官”则是隐藏在暗处的记者。在这场“诉讼”中，法院的辨白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把两者的地位等同起来，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焉存？
误区二：传媒监督范围无限制。传媒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在记者眼里一切都应该公开，而在法官心中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两者的矛盾自然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因此大大受损。如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记者为获取抢眼的题材，穷追猛问法官，法官一旦告之无可奉告，记者则妄加猜测，说三道四。
误区三：传媒监督道德化。法官判案断讼，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或政策，而在记者眼中，他们很多时侯是以道德标准去裁断纠纷，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事实上，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在评判是非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评判必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必将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误区四、传媒监督利益化。有的记者带着私情、个人利益去监督，到处插手，把舆论监督变成了生财工具；有的记者为新闻“卖点”，对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或爆炸性新闻，既不问消息来源，也不问其真实与否，只求轰动效应，新闻的真实性被严重扭曲。
传媒监督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没有一部新闻监督法规范其运作外，还在于传媒监督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
（一）程序保障不同。审判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而传媒监督则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它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
（二）双方视角不同。传媒机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大案、要案、奇案，追求“新闻卖点”的特点决定记者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审查，而没有选择和取舍的自由。
（三）是非准则不同。法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法律原则，而新闻记者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道德伦理准则，是非准则不同的矛盾必然引起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四）追求利益不同。司法机关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虽然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天职，但经济利益是其推动力，在利益躯动下有时难免会影响其公正性。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的差异导致传媒在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时难免出现偏差，同时，正是这些偏差，有的形成了“媒体审判”，对法官造成各种压力，从而妨碍了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的由于发生了虚假报道的情形，影响了审判机关在公众中的公正形象。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
（一）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有待于不断完善，传媒监督司法活动处于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还未完全落实，传媒监督司法活动也还不很规范。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能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仲张社会正义，又能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这就需要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在司法领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两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现阶段舆论监督应当把握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法律政策，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传媒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肖扬院长提出的：“构筑起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需要，舆论宣传和监督，多作能增强这种忠诚与信仰的宣传，绝对不可以摧毁这种忠诚与信仰。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追求客观、准确、公正”。
（二）传媒监督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1、维护法律权威原则。这是传媒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记者应充分尊重审判活动，确保司法独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不得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
2、客观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
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新闻媒体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严禁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表述。
4、与程序共进原则。1985年中宣部，中央政法委曾发出通知要求传媒机构“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能避免“媒体审判”的规定，应严格执行。
（三）建立健全传媒监督制度
传媒在监督审判工作时除应遵循以上一些原则，还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其监督行为和方式。
1、明确采访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有效方式。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一般不接受采访，以保持中立。与此相适应，也应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范围。
2、限定监督方式。传媒在行使监督权时，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
3、加强传媒监督的专业化建设。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因此，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记者应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同时编审机构应聘请法律专家对司法报道把好政策法律关。
4、建立不当监督处罚制度。传媒可以监督司法活动，然而，当前在我国却缺乏对传媒不当监督的有效处罚机制。因此，为了防止新闻监督被滥用，必须对新闻监督规范化、法制化。由于媒体报道失误而损害司法公正的，轻者令其承担民事责任，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重者则承担刑事责任，如诽谤罪或增设藐视法庭罪等。同时新闻行政主管机关还可对其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