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采购主体的违法行为“埋单”？

作者：谷辽海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http://www.cet.com.cn/20060120/GUONEI/200601202.htm
发表时间：2006年01月20日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以下简称采购主体）虽然与供应商的权利义务在客观方面存在着许多悬殊，采购主体往往享有许多供应商不曾有过的权利，如选择采购方式的权利、审查供应商资格的权利、选择评标专家的权利、选择定标方法的权利等，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法律赋予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然而，《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在设置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条款时，却制定了许多的不平等条款。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广东省某市财政局对该市投诉供应商某市世纪数码电器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与某市教育局（以下简称采购人）、某市宏大招标公司（以下简称招标公司）、第三人某市天天数码电器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等当事人之间“多媒体工程”公开招标采购争议一案，作出投诉处理决定：投诉人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８日对采购人提起投诉。投诉人称，２００５年５月６日，招标公司代理采购人在当地的政府采购网上发布“多媒体工程”的预中标结果公示信息，投诉人排列第一，其次是第三人。同年５月１７日，投诉人接到中标通知书，曾经三次向采购人要求签订中标合同，但采购人始终回避投诉人的申请，迟迟不给予答复。某市财政局对投诉内容经过审查后认为，采购人确定中标、成交结果后，通过招标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而不与中标供应商在约定的时间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其拒绝签约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为此，财政局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二项规定，作出投诉处理决定：撤销“多媒体工程”的政府采购合同，将该合同授予第三人。投诉人认为，财政局既然认定采购人的行为违法，又不责令采购人履行政府采购合同，反而让第三人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为此，投诉人在法定时间内将财政局推上了行政诉讼的被告席。法院行政诉讼的结果是维持市财政局的具体行政行为。

前述这个案件如果仅仅从《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来分析，财政局的行政处罚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我们很难说其违法。因为法律对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只要这一事实成立，那么行政主体对这一违法情形的处理结果是：中标、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从合格的中标、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显然，法律这样的规定，对于排列第一的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么《招标投标法》的相应的条款规定得是否科学合理一些呢？回答是否定的。《招标投标法》没有对招标人拒签招标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

下面，再来看一起政府采购合同缔结程序中的贿赂行为而引起的争议。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政府采购合同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属于行政合同，代表着公共利益，合同的当事人如果是通过贿赂手段签订的，显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合同必然无效。但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则是看具体情况，并不一概认定是无效行为。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８日，原告某市尖锋电脑销售公司（以下简称原告）向四川省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２００５年９月３日，原告参加了某市信达招标公司（以下简称招标公司，或称被投诉人）代理的“某市师范大学教学设备购置项目”公开招标活动，投标结束后，被投诉人招标公司在当地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布了预中标供应商的名单，原告与投诉人某市办公自动化设备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第三人某市汉阳计算机销售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分别排列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名次。同年９月１１日，原告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当天就与采购人签订了“某市师范大学教学设备购置项目”的政府采购合同。该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某市财政局（以下简称被告）接到投诉人的投诉，称招标公司在本次公开招标过程中存在着受贿行为，投诉人曾向负责本次政府采购代理事务的招标公司副总经理赠送了一台笔者本电脑，但却未能够获得本次政府采购合同。被告财政局经过调查后证明投诉人的投诉情况属实。为此，财政局撤销了原告与采购人签订的“某市师范大学教学设备购置项目”政府采购合同，责令招标公司将受赠的电脑退还给投诉人，与此同时，另行确定排列在第三名的预中标供应商也就是本案的第三人作为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重新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原告认为，收受贿赂的是招标公司负责人，行贿的是投诉人，原告并没有向任何人行贿，在投标过程中他们公司不存在着任何的违法行为，然而原告与采购人所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却撤销了。被告财政局的投诉处理结果显然侵害了他们公司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机会。为此，原告要求法院撤销被告财政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同年１２月１５日，法院作出行政判决，维持财政局的投诉处理决定。

看完这个案件，我们同样为受害的供应商原告而惋惜。那么，财政局和法院各自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依据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情形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处理，即中标、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我国法律这种规定显然是不符合立法原则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缔结过程中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侵害了所有参加公平竞争的供应商的合法利益，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神圣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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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本文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谷辽海先生的新作《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中的连载文章）


　　　　　　　　　　　　　　案例参考在个案中的适用方法
　　　　　　　　　　　　　　　　　———从民事裁判的视角探析

　引言

　　每一个具体案件的裁判，都是抽象的法律规定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所以，法官每审理一个案件都必须经过两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即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适用，民事案件也不例外。由于制定法固有的抽象性、滞后性以及漏洞性等特征，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之后,在“找法”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不明确甚至漏洞的情形，受我国司法氛围的影响，法官一般会采用原则补充法、法律解释法、习惯补充法等等，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几种方法都有深入的研究。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法制度，但这并不表明我国不重视案例的指导作用。2005年10月26日，最高院公布的“二五改革纲要”第13项改革任务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而且对案例指导制度的研究也并不缺乏，大多是从案例指导的理论基础、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历史发展、指导性案例生成程序等等方面进行的探讨[1]，由此可见，案例指导作为一项制度得到了官方的倡导，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研究，参考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是其目的。然而，鲜有对适用指导性案例进行裁判案件的方法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任何一个制度的构建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其付诸实施，并转化为实践，案例参考方法的研究正是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要求使然。本文试图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发现民事裁判中案例参考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实现指导性案例制度与法律的统一适用之目标的对接和回应，从而最终确保司法公正和权威。”[2]

　　一、案例初探：从一则案例导入

　　Y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受理了一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以下简称“Y案”）。[3]基本案情如下：原告王某（女）系某村小组成员，于2008年出嫁到外村，但是户口一直未迁移。2006年至2008年期间，该村小组的土地被县政府征用，村小组得到了部分征地补偿费。从2009年起，由村小组决定将征地补偿费陆续分给村民，每位村民大约分得12000元。被告村小组以原告王某已出嫁为由，没有分配征地补偿费给原告。于是原告王某将该村小组告上法庭，要求获得相应的补偿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从该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决定着能否请求获得土地补偿费。但是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资格的认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本案在处理的过程中参考了《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7年民事审判案例卷）收录的曾廷富等诉宜宾市翠屏区象鼻镇大麦村第六村民组土地补偿费案（以下简称“宜宾案”）。[4]案情如下：曾廷富（女）出生于大麦村六组，1993年与一品村村民刘承武同居，其户口一直在大麦村六组。2003年大麦村的土地被县政府征用，该组获得各种补偿费共计5396307.2元。村小组会议决定了分钱方案：按照参加集体分配的人数按照户籍管理在册的农业人口计算。2004年村六组以“曾廷富已成事实婚姻，应迁出本组”为由，将其排除在外。曾廷富将村六组告上法庭，一审判决曾廷富胜诉。村六组不服一审判决，诉至宜宾中院，宜宾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Y案”与“宜宾案”的案件事实来看，有以下相同点：1、原告都已出嫁到外村；2、原告的户口都未迁移；3、诉讼请求都是获得土地补偿费。两案的不同点是，王某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构成合法婚姻，而曾廷富并未办理结婚手续，只能成为事实婚姻。“Y案”与“宜宾案”有较多的事实相同属性，这些都是对案件的裁判起着重要作用的事实，而不同点对该案的裁判不构成大的影响。在“宜宾案”中翠屏区法院和宜宾中院都将户籍作为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标准。因此，Y法院参考“宜宾案”并认为原告王某虽已出嫁但户口未迁移，应当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然，法官在判决书中并没有引用该案例，只是参考该案例的逻辑推理、法律解释、论证等方法，使该案圆满解决。Y法院之所以采用案例参考的民事裁判方法，是因为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对“集体经济组织资格”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时候采用案例参考的方法，具有“同案同判”、“类似情况类似处理”、法律适用统一的功能，特别是“对人民法院来讲，如果实行案例指导制度，以后各级人民法院接到类似的案件诉讼，就不用花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审理了，完全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并按照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原则作出判决。这样，既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也可以保证审判的公正和法制的统一。”[5]

　　二、实践检视：案例参考的现状与问题

　　当下的司法正在对案例参考作出积极的回应。例如，最高院正积极推进案例指导工作，并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发布的主体、范围、效力等等。2011年3月11日最高院王胜俊院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及时发布典型案例，加强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审判指导。所以说，案例指导不仅在制度上正在逐步完善，而且正在从应然走向实然。但是，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毕竟还是不成熟的。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向F市法院54名法官（其中F市中院7名，Y法院3名，其他基层法院44名）调查了有关案例参考的实践做法，首先调查的问题是：“当你遇到法律漏洞时选用哪种裁判方法？1、参考政策及当地习惯；2、向上级法院请示；3、参考已生效的案例。”调查结果是，约26%的法官选择“参考政策及当地习惯”，约63%的法官选择“向上级法院请示”，只有11%的法官“参考已生效的案例”。再对选择“参考案例”的法官进一步问及参考案例的来源是什么时，50%的法官选择参考最高院公布的典型案例，50%的法官选择到网上搜索相类似的案例，无人选择参考国外的案例。最后对参考案例的法官问及在案例参考时会考虑到哪些因素时，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民众的意见；其余的法官选择考虑合议庭及审委会的意见。

　　上述F市法院的现状是我国民事裁判中适用案例参考的一个缩影，是对类似案件法律适用不统一及裁判结果大相径庭的一个真实写照。由此可见，在最高院推行案例指导制度的进程中，虽有法官采取案例参考的方法，但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注意。

　　1、案例参考的裁判使用比例较小

　　从F市法院的调查来看，只有11%的法官遇到法律漏洞时选择参考已生效的案例，由此可见，在裁判实践中适用案例参考的方法的比例较小。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法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并不把案例作为一种法的渊源。大多数法官在内心形成了这种观念，再加之受到以往经验的影响，很多法官，特别是一些军转干的法官，对于案例参考一直持排斥或者否定的态度。这种错误的认识使那些习惯于“循规蹈矩”的经验型法官不敢逾越案例参考这条鸿沟，从而导致采取案例参考方法进行裁判案件的使用比例较小。

　　2、参考案例的来源混乱与不足

　　大多数法官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漏洞时，会查阅《人民法院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司法》等报刊杂志上刊登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法官为了省事，干脆就在网络中搜索。这些做法虽是可取的，但是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案例数据库，典型案例分布换乱，不能及时有效的找到目的参考源，加之数量不足能难满足千差万别的个案需求。笔者在北大法律信息网将Y法院处理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案由输入检索时发现：最高院发布5种报刊杂志，加上各省高院及其他的报刊杂志更是枚不胜举，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只有15件。在这15件中，搜集出嫁女能否获得土地补偿费问题时，发现与Y法院要处理案件相似的更是屈指可数。

　　3、案例参考时随意性较大

　　案例参考的随意性主要是由于没有相应的方法对案例参考进行规制，法官在面对多种困扰因素时，不知如何权衡利弊而表现出来的自由性。从对F市法院的调查来看，在案例参考时会考虑到哪些因素时，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有三分之一的法官选择考虑民众的意见；其余的法官选择考虑合议庭及审委会的意见。虽然这只是对一个基层法院的调查，但笔者相信，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全国法院系统中案例参考时的随意性远不止上述三种情形。由于对案例参考的技术方法没有进行规制，法官在民事裁判实践中只是“摸着石头过河”，导致法官在参考案例时呈现随意性较大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其一，寻找参考源的随意性较大。在参考案例时可能找到多个先前的案例，不是利用正当的方法进行甄别和判断，而是随意地找一个可能不符合本地实际的案例进行草率的参考。其二，参考案例决策的随意性较大。在面对多种困扰因素时，不知该如何权衡利弊。例如，Y法院在参考《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中的“宜宾案”时，对于如何权衡困扰案例参考的因素，法官之间存在分歧。有的法官认为应当考虑社会效果，因为一旦支持了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会有很多类似的案件到法院来，造成集体诉讼，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导致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有的法官认为应当考虑到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因为当时的土地补偿费已经分配完毕，如果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钱从何来呢？会使以后的执行工作陷入僵局。当然，案例参考的随意性不只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但是要解决案例参考时随意性较大的问题，就应当遵守一定的方法，从而使案例参考逐渐走向规范和成熟。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 主要有历史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原因。（1）历史层面：在古代社会虽然提出过注重“例”的作用，但是“例以辅律”的思想占据主流，即使注重“例”的作用，也是作为“律”的一种补充方式，这种历史思想主流影响着案例参考的使用。（2）制度层面：其一，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不承认判例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并不把案例作为法的一种渊源，法官裁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二，案例参考的前提是法律出现漏洞，随着我国法律体系逐渐完备，法律的漏洞逐渐减少，模糊地带逐渐清晰，从而使案例参考的使用空间逐渐缩小。其三，案件请示制度的影响，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法官对案件无所适从时，一般是把裁判的责任推给上级法院，采用案件请示的方法予以解决。究其原因还在于，法律适用错误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未生效的裁判发回重审或改判的一个法定情形，并且发回重审或改判与法官的绩效考核挂钩，因此，造成法官裁判案件时不轻易适用案例参考的方法，而是选择向上级法院请示。（3）实践层面：其一，传统裁判观念的因素，面对法律漏洞，传统观念一般是寄希望于立法的完善，而不是利用现有的司法资源进行裁判。由于立法程序的繁琐，不可能及时有效对法律作出修正，传统观念往往不能达到及时裁判案件的效果，而案例参考的方法则不同，是利用现有司法资源的一个形式。 其二，裁判经验的因素，面对一个案件，法官首先是看有无法律规定，有没有裁判过类似的案件，如果没有，很少法官会尝试案例参考的方法。由于对裁判经验感知的依赖，导致影响案例参考种种问题的产生。

　　三、工具探索：案例参考的技术方法　　　　　　　　　　　　　　　　　　　　　　　　　　　　　　　　　　　　　　　　　　　　　

　　“法院虽不应固定，然而判例则应该固定，以便做到裁判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如果裁判只是法官私人意见的话，则人民生活在社会中将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所承担的义务。”[6]案例参考虽然是在法律出现漏洞时作为一种补充方式才使用的，但并不意味着法官可以随意的参考，草率地做出裁判。而是要遵循的一定的技术方法来规制案例参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否则将丧失法律的权威和民众对司法的信赖。

　　（一）顺位选定法

　　1、优先参考最高院公布的案例，兼顾参考其他案例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最高院对各级人民法院监督指导，这种体制决定了最高院发布的案例应当参照。同时，从法律统一适用的角度来看，最高院发布典型案例能够起到统一案例参考标准的功效，也有利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裁判的案件达到“同案同判”的效果。2010年11月26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根据该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其明确了最高院发布的案例的效力定位，即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