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各海事法院：
现将我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试行。在试行中注意总结经验，有何问题和意见，请各有关高级人民法院及时报告我院。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

（1991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521次会议通过）

为了正确及时地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有关规定，结合我国海事审判实践，参照国际习惯作法，特作如下具体规定：
一、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件，是指案件的主体、客体和法律事实具有涉外因素的，在海上（含通海水域）和港口作业过程中因受害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侵害所引起的海事赔偿案件。伤残者本人、死亡者遗属均有权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侵权人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伤亡者所在单位可以支持伤残者及死亡者遗属向法院起诉。
二、责任的承担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损害的发生完全是因一方的过错造成的，由该过错方承担全部责任；互有过错的，按过错程度比例分别承担责任；过错程度比例难以确定的，由各自平均承担责任。
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侵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承租人、救助人等的受雇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第三者伤亡的，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承租人或救助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伤残赔偿范围
（一）收入损失。是指根据伤残者受伤致残之前的实际收入水平计算的收入损失。因受伤、致残丧失劳动能力者，按受伤、致残之前的实际收入的全额赔偿；因受伤、致残丧失部分劳动能力者，按受伤、致残前后的实际收入的差额赔偿。
（二）医疗、护理费。医疗费包括挂号费、检查诊断费、治疗医药费、住院费等；护理费包括住院期间必需陪护人的合理费用和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所雇请的护理人的费用。
（三）安抚费。是指对受伤致残者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可按伤势轻重、伤痛情况、残废程度，并考虑其年龄、职业等因素作一次性的赔付。
（四）其他必要的费用。包括运送伤残人员的交通、食宿之合理费用、伤愈前的营养费、补救性治疗（整容、镶牙等）费、残疾用具（假肢、代步车等）费、医疗期间陪住家属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合理支出。
四、死亡赔偿范围和计算公式
（一）收入损失。是指根据死者生前的综合收入水平计算的收入损失。收入损失＝（年收入－年个人生活费）×死亡时起至退休的年数＋退休收入×10
死者年个人生活费占年收入的25％—30％。
（二）医疗、护理费〔具体内容参见前条第（二）项〕。
（三）安抚费。是指对死者遗属的精神损失所给予的补偿。
（四）丧葬费。包括运尸、火化、骨灰盒和一期骨灰存放费等合理支出。但以死者生前六个月的收入总额为限。
（五）其他必要的费用。包括寻找尸体、遗属的交通、食宿及误工等合理费用。
五、受伤者的收入损失，计算到伤愈为止；致残者的收入损失，计算到70岁；死亡者的收入损失，计算到70岁。
70岁以上致残或死亡的，其计算收入损失的年限不足5年者，按5年计算，并予以一次性赔付（综合考虑利率及物价上涨因素）。
六、伤亡者本人无固定工资收入的，其收入损失可比照同岗位、同工种、同职务的人员工资标准，或按其所在地区正常年度内的收入计算。
伤亡者为待业人员及其他无固定工资收入的，按其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计算。伤亡者为未成年人的，可参照本款以18岁为起点计算。
伤亡者为我国公民的，其对外索赔的标准，可参照我国有关部门制定的对外索赔工资标准处理。
七、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为每人80万元人民币。
八、赔偿费应赔付给死者遗属、伤残者本人。伤亡者所在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或个人为处理伤亡事故所垫付的费用，应从赔偿费中返还。
九、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
十、本规定自1992年7月1日起试行。


宪法司法化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兼评高考学生起诉教育部案

彭江民

山东考生就高考分数线差别问题对教育部提出的行政起诉状，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现行高考制度合法性的置疑，而且再一次引发了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宪法能否像其他法律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这就是所谓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讳莫如深，但在多数宪政国家都已被司法实践所确认。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对齐玉苓案的判决，在我国首先以个案批复和判决的形式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给予充分肯定，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神圣的、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开始从抽象走向具体，从遥远走向现实。这是一件令人振奋、值得欢呼的事情。宪法本身就是对权利的确认，但权利不应当仅仅被规定在宪法中，如果这些权利在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则这些权利就不能称之为权利。为了给权利提供最广泛的救济途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制度，而且必须尽快确立宪法诉讼制度，这也是宪法司法化的意义之一。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综合起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并不是在高考中实行全国统一分数线就是平等，因为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客观事实，在录取分数线上有所差别也是合理的，有时候实质上的平等必须通过形式上的不平等来实现。但这种差别应当与教育水平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应当与宪法精神相符合而不是相违背。北京、山东两地的录取分数线相差100多分，令人难以理解，这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现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差别，但人们有权知道理由，考生在法律面前应当获得平等的机会。
高考制度已实行多年，但并不因此而当然合法。教育部有必要对此重新审查，司法机关受理此案也是可行的。由此联想到铁道部在春运期间上调火车票价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都给我们以同样的启示：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任何行为都必须贯彻依法治国的宪法要求，公民已被确认的任何权利受到侵犯都应当有获得救济的法律途径。同时，人们有理由相信，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必将促进现代社会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进而推动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 （原载2001年10月30日《百姓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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