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先例：中国审判机制改革的应然选择
—— 为“先例判决制度”申辩

王幽深 陈永忠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法律系，宁夏 银川 750021）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01）
[内容摘要]重理性抑或重经验，一直被学界视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水岭。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在客观上更多的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我们的司法目标一直被定格为对理性的追求上。事实证明，这种严格遵循成文法制度，以追求理性为目标的司法制度，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在强调理性或者不完全放弃理性追求的同时，适度采用“先例判决”制度，是完善我国司法制度，提高司法质量应然选择。
[关键词]审判机制 先例判决 理性 经验 判例法
一、问题的由来
在法学界，一般认为，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学者在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时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这种研究视角能够使自己的研究直接进入主题，但在客观上也成了限制其研究思路的障碍。而与此不同的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学者们在研究法律现象时，毋须什么立场，所以也就没有这种约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大陆法系的法学学者比较重“价值”和“规范”，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学者则重“事实”和“实证”。我国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国家，但众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法律传统客观上更多的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我们的法学学者也就更长于“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而短于“实证分析”和“事实分析”。我们所坚持的这种一脉相传的研究方法，客观上导致了社会需求与法学学者贡献之间的某种矛盾，以至于相互指责，互不信任[1]。不久前肇始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使得我国的法学学者们又一次感受了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之间的差距。
据有关媒体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原区法院），不久前在尝试审判制度改革时，在该法院内部，以成正式文件的形式，强制性的规定，将在全院推行“先例判决制度”。中原区法院这一制度性改革，使得我国多年来一直裹足不前的司法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渲染大波。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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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分析见 王幽深：《法学的玄谈与务实》，《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六期。
[2]事实上，目前在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方面，并非只有中原区法院尝试“先例判决制度”。据新华社报道：天津市的法院也在尝试“判例指导制度”，只是其范围仅限于民事审判而已。但天津的尝试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参见朱达志：《“判例指导制度”与“先例判决”的区别》，人民网 2002年9月5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20905/816430.html
我国“先例判决制度”的倡导和公开实施者，是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法院。
该院院长李广湖就这种改革解释时称：所谓先例判决制度“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应当参照” 。 先例是指“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审判技巧、运用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本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容易产生歧义的案件；审理中较成功地把握住相关立法原则和法律精神的案件；其他对本院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先例判决在内容上分为刑事、民商、行政三种。”[3]尽管中原区法院在推行这一制度时很谨慎的选择了“先例判决制度”的表述，而没有采用“判例法”的字样，但只要具备最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就是“中国式的判例法”制度。[4]
一般来说，一个法院内部的改革尝试，特别是一个基层法院的尝试，往往并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然而，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这次改革尝试，却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广泛的讨论。在我看来，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中尝试的程序或者方法有什么难度，而在于司法理念的深从此变革，它事实上为我们的司法活动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我们的司法过程，特别是审判制度到底是应该追求“理性”？！还是应该追求“经验”。而“理性”与 “经验”的优劣之争，也恰恰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成文法与判例法的优劣之争。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中，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客观上，多年来我们的司法过程一直是以追求为所谓 “理性”是唯一目标的。而“遵循先例”却恰恰是以追求“经验”为目标。所以，作为另类的，以追求“经验”为核心的“先例判决制度”的出现，当然也就会引起一定的震动和各方的必要的关注。
二、关于理性与经验的基本评判
一般认为：“成文法国家以‘立法至上’为法治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判例法国家则以‘司法至上’为法治的主流意识形态”。[5] 所以，重理性还是重经验，一直被视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水岭。因为大陆法系采取的是严格的成文法制度，而为英美法系则采取的是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制度，这就形成了大陆法系重理性，英美法系重经验的主流意识。“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争论，事实上就是“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制定法”与“判例法”之间的争论。而“关于判例法与制订法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英美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英国著名的法官柯克、普通法之父布莱克斯通等人认为，以普通法为主体的判例法优于制定法。理由是，普通法以一般的习惯为基础，反映了人民的一般意志，而制定法往往是立法机关临时的甚至专断的产品。普通法作为人民自由的表达和保障，体现了法律是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的本质；而制定法是立法机关从外部强加的，是创造的法律，这将危及‘法律的本质’。制定法往往造成突然的法律变革，缺乏规则的一贯性，因而会打断法律发展的连续性，损害法律的稳定性；而通过司法判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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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广湖：《“先例判决”制度之浅见》，《工人日报》， 2002年9月15日。
[4]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判例法，是因为这种判例法制度既不象英美法系国家将判例作为法律渊源那样严格，也不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判例仅仅只能作为参考，而是一种各方兼顾的新的制度。
[5]刘武俊：《判例法与司法知识的传承》，见刘武俊著：《享受法律——一个法律人的思想手记》，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9页。

循序渐进的改革，则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6]所以， 英美国家最终确立“判例法”制度的事实，表明了“判例法”优越性理念在英美国家中的地位。
“然而，关于判例法的优越性问题，英国著名的学者奥斯汀(John Austin)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从法乃是主权者的命令的观点出发，认为布莱克斯通所论证的普通法乃是司法过程发现的法的观点，根本是幼稚的杜撰，他认为法官造法使法律变得支离破碎，没有系统，只有在颁布法典以后，立法和司法才不会出现重叠现象。而边沁 (Bentham)从法律本身应是一套完整而且自足的解决纷争的体系观念出发，认为英国普通法是不可靠的。他指出： ‘习惯法就是法官造出来的法律。你知道他们如何造出来的吗?就像一个人为他的狗造出许多规则一样，当它做了某种你想禁止的行为时，你就等它做了以后再打他。这就是为你的狗立下许多规则的方法，而这也就是法官为你和我立下规则的方法’。他认为法律必须预先指导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对人们的行为事后惩罚。” [7] 至今为止，这种优劣之争依然延续着。
虽然学者们之间关于两种审判体制的优劣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但事实证明，各国司法实践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甚至认为：学术界流行的“只有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才‘遵循先例’制度。大陆法国家则以议会制定的‘成文法’为惟一判案依据”纯粹学者们是个“虚构”的。[8]事实上，目前大陆法系也有遵循判例的迹象“法国学者Savatier承认‘法国民法典的某些部分已经不再是成文法，而已变成判例法了’。…….. 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并没有明确采纳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原则，但判例在补充法典的规定、指导法官办案方面的作用，无疑是大大加强了。以德国为例，......1990年至1995年期间，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被采用的比例是97.02％，1992年至1995年，联邦财政法院颁布的判决有99.29％引用判例。而日本在这方面比德国走得更远。”[9]种种迹象和客观的事实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只遵循成文法律、只重理性，英美法系只有判例法、只重经验司法基本准则，事实上已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单纯只遵循成文法律、只重理性或者只强调判例法、只重经验的司法准则，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依然强调传统的，甚至是僵化的，以所谓追求“理性”为惟一司法目标的理念，显然与整个国际司法环境的大趋势是格格不入的！
就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是理性化原则。但这种理性化实际上是一种完全虚化的理性。尽管在我们的立法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或表述，但事实上，被我们一直奉为原则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处理案件的制度，就是坚持法治理性主义观念的具体体现。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司法实践，一个不允置疑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所追求的理性是盲目的、漫无目标的。同时，各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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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高洪君：《英国法的主要特征》，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转引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7]、[9] 转引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8]张千帆：《“先例”与理性：为中国司法判例制度辩护》，《法制日报》，2002年10月31日，第8版。
对司法活动干预的客观现实，致使我们至今司法未能实现完全独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求我们的司法做到只重理性是根本不现实的。既然我们不能做到重理性，那么为何不来尝试一下重经验呢？！至少在我看来也许是十分必要和应该的。
三、选择经验（先例）的理由
我们必须首先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主张应该选择重经验的司法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完全放弃司法活动追求理性化的基本立场。就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推行的“先例判决制度”而言，目前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第一种意见是持明确的肯定态度，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并确立司法判例制度。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应该认可，更不应该确立司法判例制度。
在肯定者中，既有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萧瀚研究员等，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法学学者和司法实际工作者，他们普遍认为：司法只有公开才能公正。所以，判例的公开是推行先例判决的重要前提；判例法并非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利，而是法治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对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成文法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专利，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模式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潮流，因为它本身就是法治国家为了更有效率和成本更低地实现正义的必然结果；使用遵循先例的原则，一方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能体现法官的能动性，对自己的司法行为负责，尤其在必须打破旧规则确立新规则作判决的时候。
另外，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也认为：就公法来说，大陆法系具有优越性，法律条文没有规定的政府都不能做，这是对政府的限制，也体现了政府在“依法办事”的同时，对执法对象给予最大可能的宽容与保护；从私法角度来讲，判例法更具灵活性，法律没有规定的老百姓都能做。因此，既坚持大陆法系的优点，又适当借鉴英美法系的可取之处，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方向。[10]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利民教授，则早在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这种尝试前，就曾撰文呼吁建立中国的司法判例制度。[11]
在对此持否定意见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张志铭研究员是在肯定了这种改革的可取之处后，却从另一个角度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赞成中原法院的这项改革的，甚至认为这项改革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很好地回应了理论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代表了中国司法和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的同时又强调“主体要适格，方式要恰当。”[12]也就是在肯定了其改革的过程的同时，对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质疑，这种主张印证了这样一种学术思路，即过程也许是合理的，但结果或内容却是有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龙卫球教授认为：“下级法院推出的所谓先例判决制，是目前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一件很坏的事情，对之不应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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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相关讨论资料参见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及www.lawintime.com、
[11]参见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2]张志铭：《论司法改革中的主体适格问题——以“先例判决制度”为例》，《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2日。

励，相反应加以反思。”先例判决制度“属于违法司法或违宪司法，不容于法治社会。” “致命的危害，就是破坏司法独立。” “即使我们将来要改革法源形式，
承认判例法，那也要先修宪而后行。”[13]而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则认为：中原区法院这样的做法不妥。他认为 “就算在英美法系国家，能够创立具有约束力的先例的也只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而非基层法院。他还认为，司法改革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对法官以外的任何其他权力对它的干预，而中原区法院的做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了审判委员会的作用，这根本违反了司法改革的趋势。同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试点，可以从局部尝试开始，但是，涉及案件中适用怎样的法律的改革，却只能是全国一盘棋。在这方面，“小统一”反而会导致大分歧。一家法院遵循自己的先例，就算在本法院内部统一了，但却影响了大的统一，他举例说：“仿佛当年阎锡山在山西修的窄轨铁路，省内固然是‘车同轨’了，然而，出了山西却是一概不通———小统一反而成为大统一的障碍。”总而言之，他认为这种改革完全脱离了实际，就像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协调一样。[14] 贺教授的观点至少有两个方面是经不起分析的，一是基层法院的判决不可以成为判例；其二是地方的小统一会阻碍全国的大统一。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事实上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念。关于基层法院的判决是否可以成为判例，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而小统一会阻碍大统一的担忧却值得怀疑，依目前中国的法治状况，这种担忧至少在目前还属于杞人忧天。 因为，客观的讲，全国大统一的法治化，在我看来尚只是法学家们的理想，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另外，还有人认为在对此持否定意见的同时，认为中原区法院的作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我国“法院仅有司法权，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只有司法解释权。一个区法院无权立法，更无权确认判例为法律渊源；二是对于成文法国家的法官而言，不论身处中原还是西藏，都必须严格遵照法律审判；三是如果先例错误，那么其后会出现一系列错案。 [15]甚至断言：“未来几十年，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跨越历史与国情的限制，仓促出台中国版的判例法制度。”[16] 此外，还有不少则从操作性等方面对此提出了质疑。[17]
归纳起来，反对确立先例判决制度的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谁有权作出有约束力的“先例”；二是如果先例错误，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对于第一种理由的反驳意见本文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论述，而对于第二种理由，则纯为杞人忧天。严格说来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如果依照成文法处理具体的案件，就不存在这种错误的可能吗？当然不是。这里实际上还是涉及对司法过程的信任问题，也涉及对法院权威的认可问题。无论是在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一定限度内的错案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如何处理和认识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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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2004年9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国办发（2004）71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　（卫生部　教育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司法部　财政部　中国残联 二○○四年八月）

精神疾病是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的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不仅严重影响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做好精神疾病的防治，预防和减少各类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对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精神卫生工作，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加大，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明显，严重精神疾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老年性痴呆和抑郁、药品滥用、自杀和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心理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精神卫生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为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原则

精神卫生工作要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建立“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精神卫生工作发展思路，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网络，把防治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社区和基层。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模式，保障精神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开展；加强重点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突出重点人群的心理行为问题干预，努力开展精神疾病患者救治救助，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防护意识，预防和减少精神障碍的发生，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建立健全精神卫生的法律法规；加强精神卫生工作队伍建设和科研工作。

二、工作目标

按照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联《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确立的工作目标，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2005年达到30%，2010年达到50%；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2010年降到12%；精神分裂症治疗率2005年达到50%，2010年达到60%；精神疾病治疗与康复工作覆盖人口2005年达到4亿人，2010年达到8亿人。

三、组织领导

（一）落实政府责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建立部门协调工作制度，把精神卫生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政府议事日程，根据本地区实际，提出精神卫生工作目标，统筹规划，采取措施，抓好落实。要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落实对精神卫生机构的补助政策。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精神卫生工作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物价政策，研究制订鼓励单位、团体和个人资助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源投向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

（二）加强分工协作。卫生、民政、公安、教育、司法、残联、共青团、妇联、老龄委等部门、单位和团体要针对日益突出的精神卫生问题，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并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卫生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任务，调整现有精神卫生机构的服务方向和重点，提高治疗与康复水平。民政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在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复员、退伍军人的救治任务，并及时收容和治疗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和抚养人的精神疾病患者。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安康医院负责做好治疗工作；没有安康医院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建立。司法部门要结合监管场所的医疗卫生工作，做好被监管人员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工作。

（三）营造社会氛围。大力开展经常性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工作，围绕每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积极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和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水平，消除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

四、重点人群心理行为干预

（一）重视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和干预。加强对学校教师、班主任、校医等的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早期发现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的能力。依靠学校现有工作队伍和网络，在心理健康教育和精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针对不同年龄儿童和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包括技能训练）与咨询服务，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心理指导和帮助。

（二）加强妇女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疾病的研究和干预。维护有精神疾病和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妇女的权益，加强妇女孕产期心理健康保健和常见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及处理工作，降低其产前、产后不良心理反应发生率；做好妇女更年期心理健康咨询和指导工作。加强农村妇女心理行为问题的多学科研究，开展针对农村妇女的心理健康咨询和危机干预服务，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农村妇女精神疾病患病率。

（三）开展老年心理健康宣传和精神疾病干预。利用现有精神卫生资源，建立老年性痴呆干预网络，普及老年性痴呆和抑郁等精神疾病的预防知识，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活动并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帮助，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四）加强救灾工作中的精神卫生救援。加快制订灾后精神卫生救援预案，从组织、人员和措施上提供保证，降低灾后精神疾病患病率。积极开展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心理干预和心理应激救援工作，评估受灾人群的精神卫生需求，确定灾后心理卫生干预的重点人群，提供电话咨询、门诊治疗等危机干预服务。

（五）开展职业人群和被监管人群的精神卫生工作。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职业人群的具体情况制订适宜计划，疏导和缓解职工因工作、家庭生活等带来的压力。把被监管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纳入本地区精神卫生工作计划，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民警，监狱、劳教部门民警和医护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根据被监管人员精神卫生流行病学特点，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被监管人员开展心理治疗和心理矫正工作。

五、加强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工作

（一）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区域卫生发展规划，统筹规划本地区现有各级各类精神卫生机构，明确功能定位，实现资源整合。要按照精神卫生机构为主体，综合医院精神科为辅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为依托的原则，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尚未建立精神卫生机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尽快建立，各市（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专门机构或指定综合医院承担本地区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治疗与康复以及技术指导与培训工作。

（二）加强社区和农村精神卫生工作。各地区要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在精神疾病患者治疗与康复中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在社区建立精神康复机构，并纳入社会福利发展计划。要充分发挥各级残联的优势，与卫生部门共同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疾病治疗与康复模式，完善医疗转诊制度，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早日康复。要加强基层卫生人员的培训，普及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防治知识，提高农村卫生机构精神疾病急救水平。

（三）加强重点精神疾病的治疗与康复工作。要采取措施为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及双相情感障碍、老年性痴呆和抑郁等重点精神疾病患者提供适当的治疗与康复服务。加强精神疾病药品的管理和供给工作，积极开展以药物为主的综合治疗，不断提高治疗与康复水平。对精神疾病患者被关锁（以无理的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情况进行普查摸底，从治疗、看护、资助等方面制订可行的解锁方案，积极进行监护治疗和定期随访。逐步提高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使其回归社会。把精神疾病患者中的贫困人群纳入医疗救助范围予以救助。

六、加快精神卫生工作队伍建设步伐

（一）逐步建立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认定制度。卫生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研究建立心理治疗与咨询的执业资格制度，加强对从事心理治疗与咨询工作人员的执业准入管理。心理治疗与咨询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接受专业教育，上岗后要保证必要的专业进修时间，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二）加强人才培养和教育工作。要加强医学院校在校学生、现有精神专科和非精神卫生专业医护人员以及其他从事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的培训，提高对常见精神疾病的早期识别和有效处理的能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加强精神卫生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和医学伦理学教育，增强法制观念和服务意识。改善精神卫生工作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促进精神卫生工作队伍的发展。

七、加强精神卫生科研和疾病监测工作

重视和支持精神卫生的科学研究，积极鼓励把科研成果应用于防治工作实践，开展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学术、人员交流与科研合作，提高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整体水平。完善精神疾病信息监测网络，加强监测工作，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开展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及时掌握精神疾病流行情况和发展趋势。

八、依法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

加快精神卫生国家立法进程，进一步完善地方性法规。实施精神疾病患者及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权，保障精神疾病患者就诊的合法权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或方式侵害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要经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对精神疾病患者责任能力进行评估后，按照法律程序处理需强制住院患者的有关问题或有关案件的问题，加强对经鉴定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的监管和治疗工作。鉴定工作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确保鉴定科学、公正，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强化对精神卫生工作的行政执法监督，禁止各种形式的非法执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