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梅州市流动人口儿童计划免疫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
梅市府〔2008〕12号
关于印发梅州市流动人口儿童计划免疫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和中央、省属驻梅各单位：
现将《梅州市流动人口儿童计划免疫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与市卫生局联系。
梅州市人民政府
二○○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梅州市流动人口儿童计划免疫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流动人口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管理，提高儿童计划免疫工作质量，保障儿童的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和《预防接种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流动人口儿童（下称“流动儿童”），是指非本县（市、区）户籍、在暂居住地居住3个月以上、年龄在7周岁以下（含7周岁）的儿童。
本办法所称接种单位，是指由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指定并明确责任区域，具有经过县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预防接种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护士或者乡村医生，且具有符合疫苗储存、运输管理规范的冷藏设施、设备和冷藏保管制度的医疗卫生机构。
第四条 流动儿童纳入本地免疫规划管理，对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实行现居住地管理，享受与本地儿童同等的预防接种服务。
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应当自觉到现居住地所在区域的接种单位，为其办理建立预防接种证手续，并由现居住地接种单位负责对其实施接种。
第五条 接种单位接种第一类疫苗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接种单位接种第二类疫苗可以收取服务费、接种耗材费，具体收费标准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第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的监督管理工作。教育、公安、工商、计划生育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的有关工作。
第七条 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接种单位应当按规定建立和健全流动儿童登记接种制度：
（一）接种单位应主动掌握责任区域内流动儿童的预防接种管理情况，每月从公安、计划生育、妇幼保健、村（居）民委员会等部门收集流动儿童资料，对适龄流动儿童要建立流动儿童卡（簿）和接种证，实行单独的卡（簿）管理，并及时接种；
（二）接种单位每3个月组织对流动儿童聚居地进行一次摸底登记与查漏补种工作。每次接种后，应填写接种证，并告知下次免疫接种地点、时间；
（三）接种单位应对流动儿童的接种卡（簿）建立专门管理制度，对流动儿童的迁入、迁出情况要做好记录，随时掌握其变动情况；
（四）接种单位应做好本地外出儿童管理，掌握儿童外出返回时间，及时转卡。利用春节等节假日组织对长期外出儿童进行查漏补种或索查外地的接种资料；
（五）流动儿童的接种情况用专项报表上报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第八条 实行流动儿童转证制度：
（一）流动儿童迁移时，其监护人应到原居住地接种单位办理转证手续。原接种单位应将儿童既往预防接种史证明交给儿童监护人，转入迁入地接种单位，其预防接种卡（簿）由原居住地接种单位保存，保管期限应在儿童满7周岁后再保存不少于15年；
（二）对新迁入儿童，迁入地接种单位应主动向儿童监护人索查儿童既往预防接种史证明。原免疫接种证明有效，迁入地接种单位要重新建立流动儿童接种卡（簿），并按免疫程序要求完成免疫接种；
（三）对无接种凭证的儿童，应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卡（簿），并按免疫程序要求进行及时补种，从迁入本地时间算起，1年内完成基础免疫接种。
第九条 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保障儿童计划免疫各项措施落实：
（一）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未依照国家免疫规划受种的儿童，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儿童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报告，并配合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者接种单位督促其监护人在儿童入托、入学后及时到接种单位补种；
（二）公安、工商和计划生育等部门在为流动人口办理相关证照时，发现其有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流动儿童的，告知其应当到当地预防接种单位为被监护人办理接种登记；
（三）新闻媒体等宣传部门应当配合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有关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的法律、政策和知识的宣传；
（四）村（居）民委员会、村（社区）卫生站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接种单位做好计划免疫宣传、调查等基础工作，收集辖区内新出生儿童、迁出和迁入儿童情况，督促流动儿童及时到接种单位接种疫苗。
第十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接种单位应当向社会宣传计划免疫的有关法律和政策，普及计划免疫的有关知识。开展流动儿童免疫预防调查，制定计划免疫社会宣传动员与信息传播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本行政区域的流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监督检查，组织对流动儿童免疫预防工作进行评估。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流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保障计划免疫工作所需经费。对有关部门落实儿童计划免疫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流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的实施。对在计划免疫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
对刑法397条中“徇私舞弊”罪的理解
袁永新 马献钊
刑法第397条第1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2款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对于前述第1款，司法界及学术界均无争议，都认为该条款包含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两种罪，定两个罪名。对于第2款如何定罪，司法界存在不同认识，学术界也有激烈争论。笔者依据刑法基本理论，结合司法实践，谈谈对该条款含义的理解。
一、两种不同观点及其不足之处
纵观司法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是新增设的独立罪种，应单独确定为徇私舞弊罪，主要理由是：本款规定行为的构成要件及法定刑均与第1款不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条款规定的徇私舞弊是第1款所列滥用职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而且仅仅适用于滥用职权罪而不适用于玩忽职守罪。主要理由是：本款所“犯前款罪”应理解为在前款所列犯罪的基础上规定一个特殊的加重处罚情节。同时由于徇私只能由故意构成，而玩忽职守是过失犯罪，所以该款所列行为不包括玩忽职守罪。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失之偏颇。第一种观点主观单列罪名有一定道理，但没有注意到刑法诸多条款中使用“犯前款罪”这一立法用语含义的统一性。既然是犯前款罪，前提当然是前款所列犯罪。同时，如果因为徇私舞弊就把前款所列犯罪界定为一种新罪，似乎有主观归罪之嫌。第二种观点似乎比较符合刑法基本原理，但由于第1款所列的是两种犯罪，因此不能当然得出第2款所列情节仅仅适用于滥用职权罪而不适用于玩忽职守罪的结论。同时该观点似乎混淆了对徇私的故意与对犯罪结果的故意之间的区别。况且司法实践中，因为徇私而未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出现重大损失的案件屡有发生，对此类案件如何定性和处罚，依这种观点很难解决，并且社会效果不好。
二、徇私舞弊是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笔者之所以这样认识，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刑法所规定的“犯前款罪”之含义是明确的、统一的，否则就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在犯罪主体、客体、罪过形式既定的情况下，对于情节不同的犯罪行为，刑法往往采用分款或分段的方式来界定不同的处罚情节，并规定不同的法定刑。这是立法技术精炼的一种体现。这种情节加重犯在现行刑法中比比皆是，但这并不意味着成立一种新罪，而仅仅是前款所列罪种的一项加重处罚情节。
第二，徇私舞弊作为一种情节，它对定罪并无影响。我国刑法确定某种犯罪是以该种罪的构成要件为基础的，只要构成要件相同的行为就应定为同种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秩序和信誉，主体均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客观方面，两罪的共同之处在于须造成重大损失，区别在于滥用职权罪表现为非法行使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或超越职权范围而行使权力，玩忽职守罪表现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主观方面，滥用职权罪是故意，玩忽职守罪是过失。只要具备了上述要件，就构成了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
第三，徇私舞弊是渎职犯罪的更为严重的情节。不徇私情、不谋私利，公正执法，这是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和法定义务，若违反了这一条，势必会在社会上造成更为恶劣的影响，对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信誉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所以对于徇私舞弊而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者，应视为一种情节恶劣的表现，理应给予更重的刑罚。我国封建制刑法中就有对官员渎职犯罪区分“公罪”、“私罪”的规定，对于因私犯罪者从重处罚。这次修订刑法单列一款规定徇私舞弊的渎职犯罪，也体现了对因私犯罪加重处罚的精神。
第四，徇私舞弊作为一种行为动因，在滥用职权罪中转化为犯罪动机，而在玩忽职守罪中仅仅是一种犯罪原因，尚不具备犯罪动机的性质。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犯罪动机是刺激和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心理动因，它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反映着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而间接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中是不存在犯罪动机的。在徇私舞弊的滥用职权案中，徇私成为刺激、推动行为人滥用职权的直接动力，行为人积极追求徇私结果的出现，因此它只能表现为直接故意犯罪，即行为人为了徇私而滥用职权。而在徇私舞弊的玩忽职守案中，徇私仅仅是行为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一个原因，尚不具有刺激和推动行为人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作用，不能称其为犯罪动机，因此也反映不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三、刑法第397条第2款在司法中的适用
(一)如何认定徇私舞弊?从汉语词义来看，“徇私”是指为了私情、私利而做不合法的事；“舞弊”是用欺骗的方法做违法违纪的事情。从前述立法本意来看，“徇私舞弊”这一词语在渎职罪中的重点或落脚点在于“徇私”而不在于“舞弊”。正是由于司法实践中徇私往往随着舞弊，所以才约定俗成地形成了这一词汇。从司法实践来看，所谓徇私，包括徇私情、谋私利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顺从亲戚、朋友、同学、同乡，上下级、仇敌、竞争对手等私人关系、感情；后者包括第三人平时小恩小惠、请客送礼、许诺日后给予好处(包括非物质的好处)或行为人为保住自己不应有之利益等。不论徇私情或谋私利，均是能够给行为人或其亲友带来利益或使其对手失去应有利益，且这种利益之增减与行为人之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否则就不能认定为徇私。也就是说，徇私情或谋私利均落脚于特定对象的利益之增减。比如某行政机关财务人员，在办理经本单位领导介绍的第三人提供的凭证时，抱着领导介绍的人不会错的心理，未认真审核凭证，致使单位被该第三人骗去数十万元无法追回。本案中该财务人员之玩忽职守确有私情在其中起作用，但这种私情并未使该领导得到好处，所以不宜认定为徇私舞弊。
(二)在具备徇私舞弊情节时，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别。一般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别比较明显。其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故意犯罪，后者是过失犯罪。但在具备徇私舞弊情节时，两者之间的差别变得模糊，有时甚至容易引起混淆。但前述两者的本质区别仍然是存在的，并且是区别这两种罪的主要标准。同时，这两种罪中徇私舞弊情节的含义也有不同。对于滥用职权罪，徇私是犯罪的动机，徇私的结果正是行为人积极追求的结果，行为人正是为了得到这种私利或使其亲友得到不应得到的利益而滥用职权；对于玩忽职守罪而言，徇私仅仅是犯罪的原因，犯罪人因为徇私而未履行法定职责。通俗地讲，前者是“为了私利或私情而故意滥用职权”，后者是“因为私利或私情而过失地不履行法定职责”。
(三)徇私舞弊的不作为在特定情况下应定滥用职权罪。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行为人事先已经明知亲友或赠送私利者要实施有损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但出于徇私的动机，对于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不予履行，造成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这种貌似玩忽职守实则故意不作为的行为，笔者认为完全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特征，应定滥用职权罪，而不能定玩忽职守罪。所以我们说，滥用职权罪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方式。作为与不作为并非区别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根本标准。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