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细则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和《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特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一、成立省绿化委员会，统一领导全省义务植树运动。办公室设在省政府办公厅。下设综合组；城市组；农村组；部队组。综合组负责协调和综合事宜；城市组负责处理城市和县镇的绿化工作；农村组负责农村社队、和农村各行各业的绿化工作；部队组负责省军区和驻军部队的义务植
树事宜。林业总局和农场总局各成立一个绿化委员会，工作计划纳入农村组。
各地、市、县和较大的机关、团体、学校、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均成立绿化委员会，并由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绿化委员会的领导；负责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义务植树和整个造林绿化工作。同时建立奖惩制度和经常性的工作制度，定期督促检查。
二、广泛深入地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宣传教育。各地要通过报纸、电台、电视、文艺等各种形式，大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宣传活动。宣传《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宣传国务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宣传开展义务植树对加速绿化祖国、治理河
山、水土保持、保障农业高产稳产、改善环境、有益于当代，造福于子孙的伟大意义；宣传义务植树是开展“五讲四美”活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使每个公民都树立起参加义务植树运动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为绿化黑龙江大地，振兴中华做出应有贡献。要及时宣传先进典型
，交流经验，推动全省义务植树运动的开展。
三、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男十一岁至六十岁，女十一岁至五十五岁，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都要承担义务植树任务，每人每年植树三到五棵，包栽包活；或完成相应劳动量的育苗、栽花、种草、整地、抚育管理等其它绿化任务。在老弱病残适龄公民中，提倡通过献计、献策等各
种可能的方式，积极支持义务植树。
凡承担义务植树的公民，各单位都要据实统计并上报当地绿化委员会，作为分配具体任务的依据。义务植树任务由当地绿化委员会下达各单位。在分配任务时要因地因人制宜，灵活安排。可以按单位划分责任地段，承担整地、育苗、栽植和管护任务；也可以按相应劳动量分配承担造林
绿化的某一单项或几个单项任务。任务可以一年一定，也可以一定几年。各项任务都要建立责任制，限期完成。
四、义务植树劳动范围，限于在本市、本县内，营造国有林和集体林。城市要首先做好风景游览区、名胜古迹、公园、市内空闲地和主要街道等公共场所以及郊区的绿化。农村要尽快搞好“四旁”绿化和农田防护林建设。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要大力植树、种草、栽花，美化
驻地和居民区。交通、铁路、水利、煤矿、农场要搞好公路、铁路、水库、渠道、矿山、场区的绿化。人民解放军要按国务院、中央军委〔1982〕3号文件的要求，搞好植树造林。
各地、市、县都要分别抓好义务植树的重点。省确定哈尔滨市、海伦县、拜泉县为省的重点，各地区要确定两三个市县，各市县要确定两三个城镇和农村人民公社为重点，以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
五、在义务植树运动中，在国有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树木，林权归国家现在经营这些土地的单位所有；没有明确经营管理单位的地块，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单位所有。在集体土地上义务栽植的树木，林权归集体单位所有。如果另有协议或合同的，按协议或合同办理。对林权所
有单位，由市县人民政府发给证书，保障其合法权益，林权归谁所有，苗木就由谁负责供应。
六、搞好育苗是义务植树的关键。各地要努力办好现有国营苗圃和集体苗圃，并安排必需数量的土地和专业人员，扩建和新建育苗基地。本着“四舍得”（劳力、资金、土地、粪肥）的要求，广泛开展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育苗，鼓励社员个人育苗，各行各业都来育苗，要尽快实
现平原农区每个生产队育苗二十至三十亩和山区半山区按需要育足苗木的要求。缺苗的城镇、厂矿、企业单位，凡有条件的都要积极自办苗圃，城镇要根据园林绿化规划和义务植树的需要，安排育苗计划，实现苗木自给。没有条件自办苗圃的，可与农村社队签订苗木供需合同，以便有计划
育苗，解决义务植树的需要。无论国营或集体苗圃，都要培育良种壮苗，确保造林绿化质量。
七、植树造林，要讲科学，注重实效。植树要以成活、成林为标准。各地要认真做好技术培训，普及林业科学知识和栽植技术。要提前搞好规划设计，确定林种、树种，严格按技术规程办事，造林后要及时检查验收。要保证质量，扎扎实实地搞好义务植树，杜绝形式主义，不搞大哄大
嗡。真正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树，采用良种壮苗，精心栽植，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
八、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也是全民护林运动。对义务栽植的树木和现有的林木，必须加强培育和管护。全省每个公民都要养成自觉地爱护祖国一树一木，一草一花的美德。林木所有单位和承担管护义务的单位，要因地制宜地组织林场、专业队或确定专人负责管护。建立责任制，做到责
任到人，护林到棵。要严肃法制和纪律。各地、各单位都要订立爱林、护林、护草、护花公约或守则。人人遵守、互相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破坏林木，采伐更新，必须按照森林法的规定，经林业或园林部门批准。城市绿地要严加保护，不得侵占破坏。城市中的树木，不论是否权属
单位，都不能随意砍伐；如需更新、间伐、修剪，必须经园林部门批准。违者给予经济处罚或法律制裁。
九、义务植树所需经费，要坚持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原则。苗木费、管护费，一般由林权所有单位负责解决。有的单位因绿化任务大，资金困难，确实无力承担全部费用的，按单位隶属关系，由各级财政酌情解决。参加义务植树的单位和个人所需交通等费用，由参加单位自理。
十、各级绿化委员会，对义务植树，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检查评比，成绩优异的单位和个人，要给予表扬和奖励。省政府决定，将义务植树列为全省“绿化奖”活动内容。省绿化委员会每两、三年组织一次全省性的评比。对连续几年成绩优异的单位和个人，授予奖旗、奖状、奖章和发给
奖金。对一个地方来说，完成了义务植树任务，但整个造林绿化工作没有做好，不能给予表扬和奖励。任何单位无故不履行没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绿化委员会要追究其领导责任，通报批评，并罚交绿化费。个人无故不履行或没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由所在单位进行批评教育，责令补栽或
罚绿化费。
十一、各级林业、城建等部门，要抓好义务植树的具体业务工作。基层组织不健全的应当充实和加强，技术力量不足的要调整配备。要及时将义务植树绿化情况，向省绿化委员会报告。
十二、义务植树运动是整个造林绿化的组成部门。各地开展义务植树运动时，必须同整个造林绿化工作结合起来。既要做好义务植树，又要完成造林绿化计划。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防止顾此失彼。要把国营造林、社队集体造林、合作造林、社员个人造林和群众义务植树等结合起
来，促进全省造林绿化的发展。
十三、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义务植树，并领导好义务植树运动。地、市、县绿化委员会，要经常统计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义务植树的情况，每年一次上报省绿化委员会。做得好的要通报表扬，差的要批评。
十四、各地、市、县绿化委员会，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本地的义务植树工作，做若干补充规定。




1982年3月11日
关于监督与问责的思考

钟伟苗


　　从近几年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后掀起了对官员问责之风，引起了一片叫好声。但后来人们发现官员问责也存在“躲猫猫”现象，如：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可过了不久就复出并长期担任该县县长助理一职；贵州瓮安原县委书记王勤，因“6•28瓮安事件” 被撤职，也是过了不久，就被悄悄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一职；因派警察进京拘传记者而被撤职的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原县委书记张志国，也在处理后不久，出任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安徽阜阳因劣质奶粉引发的“大头娃娃事件”中，被问责的众官员早就纷纷复出；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原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段春霞，又重新当上了尧都区区长助理……类似这样的问责“躲猫猫”事件肯定远不止上述几例。法制日报曾发表一片文章《官员问责制不应成为一场秀》。
　　与此不同的是，有的地方对开会打瞌睡的干部竟也当场宣布免职。
　　以上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问责，而是问责行为本身的不规范，情绪化问责的问题较突出。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指出：问责要法制化、制度化，不能情绪化。但现实是媒体一曝光、民意一沸腾，问责就来劲，否则就不管不问；上级一重视领导一批示，问责就严肃。这种看来头，看领导眼色行事的就是情绪化表现。而且被问责后的官员复出也很随意。同时我们对问责落实情况的监督还严重缺位。
　　200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希望力克情绪化问责和带病复出，预示着问责制驶入法制化轨道：由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由事故问责到行为问责；由运动式问责到经常性问责。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如果监督体系不完备，不管是什么样的好制度，也可能难以取得好的效果。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讨过饭，当过和尚，在社会底层饱受凌辱和苦难，深知官员腐败对民众造成的伤害。为此，他坐上皇位后就竭力遏制腐败，制订了非常严厉的惩治腐败法律，但发现腐败者仍是前“腐”后继。经过多年的摸索，朱元璋总结出了“新官堕落定律”：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是前段时间广东省省部级高官腐败窜案，还是最近披露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特大受贿案均表明，这些腐败高官当初的豪言壮语不一定是作秀；上任之初可能亦是雄心万丈，想要干一翻事业，留下青白在人间的。可为什么还是跌倒在严重腐败的前车之鉴上？这正是“新官堕落定律”在作祟。朱元璋也讲立法和执法，但还是在腐败面前吃了败仗，原因是没有形成一个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科学的监督体系，于是造成了发生腐败的可能性极大而有了腐败受到惩处的可能性极小的局面，以至于让官员们敢于铤而走险，冒死步入腐败行列。
　　我们目前的监督体系也不能说已经完备，以上案例就是证明。监督工作确实还存在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软、违纪监督太迟的状况。主要表现为：
　　一是权力与责任不匹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少官员享有很大的个人权力，却很少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北京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曾说：“像我这样的行政官员，权力这么大，自由度这么大，没有高度的觉悟，不是不折不扣地按党说的做，给自己留块自留地也很容易，这样就种下了祸根。”正是由于他努力地耕耘自己的 “自留地”，在8年的时间里，就受收贿赂1670万余元，而且这些贿款近90%与土地审批和房产项目有关。又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据说是新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卖官案。马德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负责包扶企业、提拔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17人贿赂，合计人民币603万余元。按理说，无论是土地审批、出让还是干部提拔使用都是有法律法规规章明文规定的，但为什么在贪权贪财的一把手面前会形同虚设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监督体系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官员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匹配。
　　西方对中国的一个经典攻击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这个判断只涉及到权力与利益这一个方面的关系，没有涉及到权力与责任这另一个方面的关系。若对应地套过来说，就是：权力规定责任，绝对权力规定绝对责任。关键是责、权、利三者的匹配。
　　二是权力与利益难脱钩。在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与民争利现象还比较突出。在行使行政决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等行政权力过程中谋取私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三是科学的监督体系远未建立。我们有名目繁多的监督形式：有党内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人民政协监督和社会监督等，但效果并不理想。正象有人在评论人大开展个案监督工作时有这样的担心：“目前人大在并没有把现有监督方式激活、用足的情况下，又去创造新的监督方式，这就好比一个管道被堵塞，我们不去疏通它，而是又去铺设一个，再堵塞，就再铺设。如果我们采用这样一种思路处理问题，就等于永无解药。”其实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实践证明，我们明目繁多的监督形式在效果上还不如近年兴起的网络监督好。如南京抽天价烟的周久耕、广东猥亵门中的林嘉祥、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温州官员超低价购买多余安置房事件及最近杭州的胡斌交通肇事案都体现了网络监督公开化程度高、监督力度大、效果好的特点。网络监督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我们传统的媒体经常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又敏感的问题失语。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虽然大错特错，但很值得我们反思。 党报党刊（包括电视、电台）是党的喉舌，但如果宣传报道的基本格调老是只围着领导转，报喜不报忧，那么替老百姓说话与替代表党的领导的意思说话当然是会不一样的了。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确实存在监督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由于传统媒体的监督职责履行缺位，其他监督渠道又不很顺畅的情况下，对官员的腐败惩治也好，对官员的问责也罢，很多老百姓对于效果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可能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思维定位方面过于迷信杀一儆百的作用，是到了值得反思的时候了。其实在100个贪官中如果只有一人被捉，就算杀了头，对于其他官员的威慑力还是很小的。如果在100个贪官中有99人被捉，即使每人只判几年，那刑罚的威慑力还是很巨大的。因此，对官员的腐败惩处还是问责，其威慑力主要不是在于惩处或问责本身的严厉性，而是在于其普适性。
　　网络监督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监督形式，在当前具有很大的优势，对官员的行为举止、责任追求等具有很大的监督作用。但其实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关键问题是其真实性很难核实。因此，网络媒体的监督可能具有先天的缺陷。目前的传统媒体绝大部门是官方媒体，宣传报道实行严格的官方审查制度，虽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审查的结果是报喜不报忧或监督往往是上对下的监督，那么传统媒体在监督上还是难有大的作为的。如果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紧密合作，那其监督作用可能是不允低估的。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监督方式，只要形成全面的、互相的监督工作格局，遵循公开、透明、公正、客观的监督工作指导原则，那么就一定会有好的监督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监督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监督。问责制的理论基础正在于对权力的不信任。若领导干部人人都是道德完人，那么权力乱作为或权力不作为也就不会发生了。既然权力被滥用是现实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有责必究”，需引入司法权和公民权来监督制度的执行，“以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
　　因此，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至关重要。只有上下左右互为依存、互相制约的环形监督体系才算得上是科学的监督体系。只有在科学监督体系背景下的官员问责制才会让党满意、让人民满意。
　　一个好的制度可能让坏人变好，反之，一个不好的制度可能让好人变坏。如果我们不从源头上健全预防腐败制度体系，不建立健全科学的监督体系，那么“前腐后继”式的腐败窝窜案还会不断地发生。因此，我们在认真学习贯彻上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科学监督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