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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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8年7月24日西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实现依靠科学技术振兴西藏的战略目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校术进步法》,结合西藏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应当确立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和推进科学技术进步。
自治区应当加强对边远贫困地区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指导,采取扶持政策,增加科学技术投入,帮助发展科学技术事业。
自治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护知识产权;采取优惠政策稳定和发展科学技术队伍,重视培养和吸引科学技术人才,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领导,保障科学技术事业的优先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协会、学术团体、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和企业的作用,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鼓励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和创新,努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立健全科学技术服务机构,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建立科学技术经纪人队伍,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科学技术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其他行政部门负责各自职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第二章 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优先支持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对农业科学研究实行重点扶持,重视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切实保障农业科学技术机构自主管理和使用试验基地和生产资料,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试验和示范,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

第六条 自治区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建设农业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基地、农业资源综合开发基地和良种培育基地;鼓励农业科学技术机构和农业院校承包农村土地、山林、草场和滩涂,作为科学技术开发和推广示范基地。
第七条 建立健全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加强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机构的建设,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科学技术经济合作组织和技农工贸一体化经济实体,开展技术有偿服务。
第八条 农业研究开发机构可以依法经营自己培育、引进并经过自治区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农业优良品种。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村科学技术知识的宣传普及,促进和支持农村群众性科学技术组织的发展,重视农村职业科学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知识水平。
第十条 各级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重视和支持乡镇企业的科学技术进步,鼓励和支持科学技术人员创办乡镇企业或以各种形式到乡镇企业工作。

第三章 企业科学技术进步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领导,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支持和促进企业科学技术进步。
各级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企业科学技术进步的指导、检查和协调工作。
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企业科学技术进步考核指标,并建立评审制度。
企业依法享有科学技术进步的自主决策权。
第十二条 企业技术开发和改造、技术引进等的项目论证,应当由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有关研究开发机构和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各级金融机构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审批立项的项日给予资金扶持。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支持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开发机构,鼓励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联合和协作,联办技术开发机构,增强研究开发、中间试验和工业性试验能力。
第十四条 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职工技术培训制度,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对有发明创新的职工给予奖励。

第四章 社会事业科学技术进步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社会事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加强对组织实施的指导与监督,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综合治理水、气、声等污染源,对固体废物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和综合利用,保护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好人口、资源、环境、医药卫生等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和推广。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推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和开发。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软科学研究,建立决策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发挥软科学研究在咨询、论证、预测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和支持发展以信息和咨询为主要内容的科技第三产业。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建立科学技术信息处理传递系统和服务体系;完善社会公益事业中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和管理系统。

第五章 高技术研究和高新技术产业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高新技术研究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确定高新技术发展重点领域,有计划地开展高新技术研究。引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扶持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经自治区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统一标准认定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品享受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鼓励和支持研究开发机构和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创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企业由自治区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第六章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重点做好农业、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基础技术类项目的研究,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技术理论和技术储备。
第二十三条 对有西藏特色的基础研究中的重大关键项目由自治区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主持,会同有关部门共同遴选,并进行立项评审工作。
自治区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有重大意义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给予重点支持,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在高原学科领域选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课题。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建立自然科学基金,按照专家评议、择优支持的原则,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第七章 研究开发机构
第二十五条 自治区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需要,统筹规划,建立具有西藏特点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体系。
第二十六条 自治区鼓励和支持国有研究开发机构通过多种形式转化为国有民营或民有民营科技研究开发机构,实行企业化经营和有偿服务;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依法创办各类民营研究开发机构。
各级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民营研究开发机构实行审批、认定制度,并加强指导和管理。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对从事基础性研究、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研究、重点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研究、高新技术研究的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给予重点扶持。
第二十八条 自治区科学校术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研究开发机构的评议制度。按研究开发机构的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择优扶持。

第八章 科学技术工作者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应当采取措施,提高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改善其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保障其合法权益,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作用。
第三十条 科学技术工作者应当依法从事科学技术活动,遵守职业道德,加强专业理论学习,增加竞争意识,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建立科学技术工作者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用人机制,促进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理流动,为发挥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专长创造环境和条件。
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本单位技术、经济权益的条件下,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
第三十二条 科学技术工作者到乡镇企业或者民营科技企业从事技术承包、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活动,或者领办、创办、承包各类企业,按照自治区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三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对长期在乡和边远县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评聘专业技术职务应当以实际业务水平和工作实绩为主,对学历、任职时间、外国语水平等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第三十四条 自治区重视培养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建立和健全科学技术工作者继续教育制度。

第九章 科学技术进步的资金投入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科学技术资金投入体系,逐年增加科学技术经费的投入,逐步提高科学技术经费投入的总体水平。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经费在研究开发经费总额中应当占有适当比例。
自治区财政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科技三项经费不得低于国家给我区定额补助的百分之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年递增,各地(市)县也应当逐步增加科技三项费投入。
自治区基建计划应视情况优先安排科技基建投资。
群众性科学技术普及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并逐年增长。
科技三项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使用,同级人民政府审计部门进行审计。
第三十六条 自治区鼓励社会力量对科学技术的资金投入,鼓励国内外机构或个人设立各类科学校术基金,资助科学技术事业。
第三十七条 自治区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并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费用。

第十章 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
第三十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归口管理自治区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鼓励区内的研究开发机构和企事业组织与国内的研究开发机构和企事业组织开展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
第三十九条 参加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保守科学技术秘密。对属国家严格控制的技术成果、珍贵的生物种质资源的出境,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章 科学技术奖励
第四十条 自治区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其他科学技术奖项,奖励在科学校术研究、推广和引进、创新和产业化中贡献突出的组织或个人。
第四十一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对在科学校术活动中为经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给予重奖。
第四十二条 自治区鼓励国内外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类科学技术奖励基金,用于科学技术奖励。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或者由有关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玩忽职守,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二)挪用、克扣、贪污科学技术经费的;
(三)压制发明创造,打击迫害科学技术工作者的;
(四)侵犯研究开发机构自主权,干扰正常科学技术活动;
(五)剽窃或擅自转让他人科学技术成果、侵犯单位和他人知识产权的;
(六)在科学技术立项、评奖活动中弄虚作假、以权谋私的;
(七)窃取或者泄露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
(八)经营假冒伪劣技术商品的;
(九)转让或者采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技术,造成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十)损毁科学技术设施、资料的;
(十一)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8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8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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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瓦努阿图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国 瓦努阿图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瓦努阿图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瓦努阿图共和图政府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瓦努图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发展民族经济所作的努力。

  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两国政府同意,在两国建交后,根据国际惯例,为对方外交代表执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          瓦努阿图共和国政府

      特命全权大使馆           总理兼外交部长

        申志伟             沃尔特·哈迪·利尼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于维拉港

从权利的角度谈刑事诉讼主体的地位

王春峰springlord@yeah.net


绪 言

刑事诉讼程序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刑事诉讼程序从立案、侦查阶段开始直至生效裁判被执行,狭义的刑事诉讼程序仅指审判阶段 。本文仅以狭义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诉案件为典型讨论刑事诉讼各主体的地位。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包括控辩审三方,控方是指检察官和被害人,辩方包括被告人和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辩护人,审判方是法官,还包括参与审判的陪审员。刑事诉讼中各主体的地位问题,实际上就是各主体相对地位高低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理论上有一致认识的问题,那就是刑事诉讼中各主体地位应当平等。但是在实践中也同样有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刑事诉讼中各主体的地位不平等。
对于各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我国在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尽管在立法上没有哪一部法律法规公开宣称各个刑事诉讼主体在地位上存在差别,但在实践中各个主体的地位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位置设置就是刑事诉讼各个主体地位不平等最直观的体现:法官居中坐在高出其他人之上的审判台上,前面检察官和律师左右相对而坐,再往前正对着法官并且位置通常要低一些的是被告席,被告在庭审中往往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坐着,而是被要求站着参加诉讼。这种对被告的歧视性设置被称之为“接受人民的审判”。
刑事诉讼中主体的地位是由刑事诉讼的目的决定的。我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有双重目的,即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是首要的目的 。国外刑事诉讼理论中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两种主要的模式: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这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所要实现的也主要是这两个目的,只是前者侧重于打击犯罪,后者侧重于保护人权 。在以打击犯罪为首要目的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家权力的行使是被优先考虑的,被告人相对于行使国家权力的起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处于弱势地位。在以保护人权为首要目的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的平等主体地位才能够得到保障。
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带有强烈的权力本位意识,对程序的设置处处体现着权力的要求,而很少出于对公民权利的考虑,这在刑事诉讼中各个主体的地位关系上有着明显的反映。在刑事诉讼各主体地位的比较中,被告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一方,被害人也主要是作为检察官的证人出现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就是说,作为纠纷双方当事人的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是最不受重视的,辩护人的地位与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检察官拥有不恰当的强势地位,对被告人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法官由于拥有控制刑事诉讼进程、决定刑事诉讼结果的权力,一向被视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当然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优势更是不容质疑的。刑事诉讼中的这种地位差别是权力本位思想的反映,体现着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公民权利的漠视,这种不平等设置是与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不相符的。
现代民主社会,权利本位的思想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一个公正的司法程序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在于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公正的司法程序充溢着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精神,公正的司法程序符合限制国家权力的精神” ,维护公民权利是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从维护公民权利出发才能塑造出一个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提高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地位尤其是被告人的地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要求,是人民主权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为民所用的要求。提高辩护人的地位,是保护被告人权利、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的重要环节。本文拟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刑事诉讼中各主体的地位。本文按照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格局分别论述,由于审判权和检察权并不属于法官和检察官个体所享有,所以对法官和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论述要从法院和检察院入手。






第1章 辩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刑事诉讼中的辩方包括被告人和辩护人,被告人是辩方的主要组成部分,辩护人起着弥补被告人的不足、帮助被告人保护自己权利的作用。刑事诉讼程序是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为核心进行的,被告人毫无疑问应当是刑事诉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相对应的却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最低的一方,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在诉讼中没有保障自己获得公正对待的必要权利,只是作为诉讼中的“客体”任由法官处理,“在十九世纪控诉式程序被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行后,被告人在程序法才开始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成为一种诉讼主体。” 。可以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反映着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的程度。对维护刑事诉讼被告人的平等地位的重视程度,则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民主意识的发展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刑事诉讼的发展史实际就是被告人人权保障不断得到加强的历史,也是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不断提高的历史”。

1.1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是刑事诉讼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我国刑事诉讼主体地位是一个偏离正确方向的体系,被告人的地位则是这个体系中偏离正确方向最远的部分。实现刑事诉讼中各主体地位平等主要是要纠正被告人地位的偏差,提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的平衡,为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奠定基础。

1.1.1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弱势的根源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处于弱势的根源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在权力的驱动下运行的,公民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只是权力运行的客体,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也只是司法的客体,他的地位是无法同作为司法权力的行使者的检察官和法官平等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当事人地位平等 ,而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相关规定,实际上在刑事诉讼中只承认公民之间的平等,但作为国家代表的检察官与被告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是从国家机关的角度、从权力行使者的角度来制定规则的。在立法中赋予了国家机关充分的权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着墨甚少,而且多是义务性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机关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制裁机制,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规定较少或者即使有规定也缺乏有效的贯彻和保障机制。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多是以便于行使权力(包括侦查、起诉、审判权)为目的制定的,以《刑事诉讼法》中对强制措施的规定为例,《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这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障只是一种书面上的表示,在实践中缺乏有效的操作机制,法院以及检察院是否按照规定来做,主动权在于他们自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不可能据以主张权利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更多地考虑了司法机关工作的便利性,相应的忽视了对权力行使对象的保护。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较之以前强调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但从实际效果上看,距我们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近五年来看,新文本所增设的权利符号基本上沦落成了没有具体指涉对象的自我指涉的符号,刑事司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惯习" 所驱使,它依然未摆脱打击犯罪的工具面相:在侦查阶段律师仍然很难介入诉讼;刑讯逼供、久押不决、超期羁押的情况仍然存在;庭审走过场的现象也未见有多大改观;非常规化的"严打"活动仍在根据形势的需要被反复发动;甚至像公开审判这样的现代司法原则,本来是用来监督权力的正当行使,也被置换为用来展示犯罪、威慑犯罪……” 。仍以对强制措施的规定为例,对司法机关行使权力的限制性规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标准基本上是由司法机关自己掌握的,缺乏明确的客观性标准,并且对错误采取强制措施的制裁没有明确规定。
对刑事诉讼的被告人歧视以及对犯罪实施惩罚是对保护人权目的的逾越,是走到真理另一面的谬误。国家权力在公民权利面前可以为所欲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在公民面前高高在上,是中国的司法制度在立场上的错误,它违背了人民主权的原则,违背了国家权力为公民权利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维护公民权利出发,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不能任意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能为了司法权行使的便利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滥施刑罚。在刑事诉讼中对强制措施的运用只能以必要性为原则,可以不施行就不应施行,可以用监视居住就不应适用羁押。事实上,绝大多数案件都没有必要采取羁押措施,而我国在羁押中存在的限制被羁押者与其亲属、律师会面的措施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人民民主要求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要求任何人不能拥有剥夺、限制他人权利的权力,而只有出于前述目的才可以对具有侵害性的社会成员施以必要的限制措施。但这一限制决不能成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理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只能是保护人权,而不能是惩罚犯罪。超过必要限度的强制措施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是国家对公民实施的犯罪。
作为法治高度发达的美国,其司法制度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美国司法中正当程序的原则 都可以视为是为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设置的,可以看出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重视。正当程序并不只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为什么美国要把正当程序的七个原则都放在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上面?这是因为虽然正当程序要同时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是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一般情况下,能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也就达到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再看看美国宪法,在如此精简的内容之中居然有多条是为保障被告人的利益而制定的,用如此大的篇幅足可体现美国人对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视。另一方面,再看看美国宪法中对国家权力的规定,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权力的限制,表现出立法者对人民可能重新被权力奴役的担心。从立场上看,这样的立法是从保护公民权利出发的,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这篇宪法真正体现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意愿,代表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也真正起到了维护民主,限制国家权力在民众的意志下运转的作用,因此在它制定二百多年后,一直保持着美国的最高权威,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

1.1.2 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平等地位

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也从便利司法机关工作出发,要求限制国家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严格控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尽可能少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尽量不使用剥夺自由的手段。对于被剥夺了自由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当尽可能方便其与家人、律师会面,这种在侦察起诉机关完全控制下的会面也不会对侦察起诉工作带来多大的危害。实践中绝大多数剥夺自由的强制措施是没有必要采取的,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更多的是出于侦查起诉机关方便工作的要求或者只是为了表现司法权力在公民权利面前的“威严”。
刑事诉讼制度没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提供充分保障。在未决羁押措施的实施上没有确立“合目的性原则”,无法使未决羁押措施的运用体现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案接受侦察和审判的本来意图,未决羁押措施与受追诉的过程相伴随是明显的例证;没有确立“必要性原则”,没有将未决羁押在强制措施的选择上作为最后的、不得不适用的特殊手段,使其成为一般措施,而非羁押性措施的运用反而成了例外;没有确立“相适应原则”,没有使强制措施的严厉程度、未决羁押的期限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成比例关系,比如对最终判一年有期徒刑和判死刑的在适用的法定羁押期限上不存在明显区别;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侦察行为法定原则,从而无法对那些可导致公民权利遭到限制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察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使得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察措施的合法性无法接受法院的听证审查和最终授权;刑事诉讼法对于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察行为的实施确立了极为宽泛的理由,使得侦察人员完全可以为了侦察的需要和方便而限制公民的各种权利;刑事诉讼法对于那些任意侵犯宪法所确立的人身权利的侦察行为,几乎没有确立任何有效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充分措施,但刑事诉讼法隐含着、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着另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便利权力行使原则”!如果说在立法上对此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则赤裸裸得体现着权力对权利的压倒性优势。
对被告人强制措施的滥用,最直接地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蔑视,

1.1.3 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

在理论上,对于所有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已经是没有疑义的了,对于各种非官方的组织、团体与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对于有官方色彩或者说是“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与个人、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却在有意无意中有不平等的看法和对待。这种不平等大抵都是根源于这样的思想:国家机关代表着国家,而国家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地位高于一切个体。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国家机关只是在代表政府行使权力,说它代表“国家”,是一种大而虚的表述。政府作为由社会上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个体共同通过选举等形式建立起来的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只是为社会成员提供服务,为个体享有权利营造良好的环境和秩序。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是服务关系有人还认为虚伪的话,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应该不会有人有不同意见。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人民公仆”,这通常指的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过用来指国家机关也是恰当的。由人民公仆组织起来的国家机关,不过是一个公仆的集合体,总不能变成老爷吧!那么作为公仆的国家机关在法律上的地位高于作为主人的公民个体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家并不是一个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同等的实体概念,它与个体这一概念相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它并不存在独立于个体之外的自身的利益,它的所谓利益是所有个体共同利益的泛化。因此,国家也不存在独立于个体的地位,它的地位取决于所有个体的集合与单个个体地位的关系。也就是集体和个体的关系。在我们的观念中,历来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然而正是这种观念弱化甚至虚无了个体利益,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建设的挫折。漠视甚至敌视个体利益挫伤了个体的积极性,从而同时损害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发展。从经济上来讲,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并不存在孰轻孰重之分,两种利益之间只有数量上的差异,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集体的一万元和个体的一万元没有高低之分,集体的一万元要低于个体的二万元。在政治权利上,集体和个体的权利更不存在高低之分,我们可以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处理国家事务,但是不能以多数人的意志损害少数人的权利。
关于国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随着阶级斗争的产生而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列宁说“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宪法学大纲载“任何类型国家的实质都是一定的阶级专政”。 “国家,既是从社会产生并与社会日益脱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现阶级统治的机关,又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所以国家既执行着阶级统治的职能,又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这种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我们叫它社会公共职能。因此,作为国家意志、国家命令的法,也必然执行着这样两种职能,即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 。
既然国家是行使统治职能的机关,是“从社会产生并与社会日益脱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现阶级统治的机关,又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那么,国家机关的地位高于社会个体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呢?是不是应该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呢?从实现阶级统治的功能来看,国家相对于被统治阶级显然应当是高高在上的。另一方面,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则显然并不存在国家机关高于统治阶级的成员这样的结论,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机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机关。国家或者国家机关的地位高于被统治阶级这一论点实际上是由统治阶级的地位高于被统治阶级这一出发点发展而来的结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样一个问题。
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家或者司法机关与公民个人地位不平等是合理合法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不平等则不应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前几种社会类型的根本不同在于实现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统治,而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则使阶级对立不再成为赤裸裸的暴力压迫,使全民民主成为可能和必然,也使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从统治和被统治转变为服务关系。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才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与国家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之上,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当然应当是一种平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