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轻伤害案件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李文辉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5 15:52:20   浏览:8274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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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轻伤害案件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

李文辉


  近几年来,作者处理几起轻伤害案件,在处理过程中,发现有些问题需要解决,下面结合处理过的两个案例来共同探讨一下处理轻伤害案过程中的问题及建议。

案例1 2007年3月28日,程某某(69岁)与刘某某(61岁)因宅基地发生纠纷,两人系妯娌关系,两人厮打过程中造成程某某胸11椎体上缘轻度压缩骨折。程某某报案后,有当地派出所立案调查,派出所委托濮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进行伤情鉴定,该鉴定所不能做出明确的鉴定意见。受害人程某某到处上访,要求重新鉴定,直到2007年11月14日濮阳市公安局再次委托郑州华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构成轻伤。随即刘某某被拘留羁押。案件到法院后,刘某某申请法院重新鉴定,2008年10月9日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程某某不构成轻伤的结论。

问题:轻伤鉴定的标准与轻伤案的犯罪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法(司)[1990]6号] 已经“试行”近二十年,原有的鉴定标准已经不能适应现有的司法体制。就拿上面提到的案例来看,虽然有胸椎骨折的现象,但是如果简单的对照《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的相关规定,程某某的伤情就构成了轻伤。然而,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经过综合分析认为,程某某的急性期骨折应是在胸椎陈旧性病变的基础上发生的,不能完全适用《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对其进行损伤程度评定。虽然排除程某某的轻伤,然而刘某某在看守所里已经羁押七个月之久。

  目前,《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的有关规定存在着严重不足,影响轻伤案件的处理,有些处理不当激化了社会矛盾。有些条款标准过低,无损害或者损害很少,可以忽略不计,打击面太大;有些条款标准模糊,不易操作;

(一)对鉴定标准的建议

1.适度提高伤情鉴定的评定标准。许多伤害案件中,伤害结果仅为眶部单纯骨折、鼻骨粉碎性骨折或者鼻骨线性骨折伴有明显移位、外伤性鼓膜穿孔、牙齿脱落或者折断两枚以上等情形屡见不鲜。上述伤情按现在的医术治疗水平给被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肉体损害程度已大大减轻,它的社会危害性亦大大减弱,并且很容易造假,很多地方的鉴定人员因此而犯罪。

2.模糊性概念应确定化。《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八条规定:“头部损伤确证出现短暂的意识障碍和近事遗忘”的情形属轻伤,而医院临床中头部外伤后“脑震荡”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应属于这一条的范围之内。问题的难度出现在如何判断有无脑震荡中的“确证意识障碍和近事遗忘”上。这一条标准是纯粹的主观症状,没有客观的体征或医学辅助检查来支撑,只能依据伤者的叙述来判断。许多伤员及陪护者故意隐瞒真情或夸大伤情,其目的在于求得较长时间的治疗和较多医药费的赔偿,或是故意追究、加重对方的刑事责任或抵消自身对对方伤害的责任。此时,法医根本就无法确证或者否定这段病史,处理的结果无非有两种:要么是只凭伤者的叙述进行认定,要么就是不认定,而多数结果往往是对真正的伤者也不敢认定。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视力、听力损害程度的核查鉴定等等。

(二)注意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不简单地把轻伤等同于构成轻伤罪。伤害等级虽然是确定能否构成轻伤罪的前提条件。但轻伤等级不是决定构成轻伤罪的唯一条件。也就是说,达不到轻伤标准,一定不能构成轻伤罪;而达到轻伤标准,并不一定构成轻伤罪。是否构成轻伤罪,还应把伤势程度和其他情节结合起来,全面分析判断。轻伤从法医学的角度可分为重度轻伤、中度轻伤和轻度轻伤。一般来说,在轻伤中,伤势较重(重度轻伤),或伤势虽然不重(轻度伤害或中度伤害),但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应作轻伤犯罪处理。而有些伤害虽达到轻伤标准,但从全案衡量,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仍然应根据刑法第13条规定,作无罪处理。笔者认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特别是轻度伤害和中度轻伤),一般不宜作犯罪处理。(1)间接致人伤害的。即伤害并不是加害人直接以暴力手段所致,而是介于其他间接因素造成的。如两人扭打摔倒地上撞伤等。本案中的程某某就是摔伤的,不宜认定为犯罪。(2)受害人有重大过错的。如受害人无故挑起事端,漫骂侮辱他人,或者首先动手殴打他人等,引起他人气愤而致伤受害人的。(3)防卫性质的轻伤。相互打架斗殴,一方在斗殴过程中,有明显的忍让或节制,或要求和解,而另一方却仍继续纠缠行凶,激发对方进行还击,因而致伤他人的。(4)亲属间对违法犯罪者教育失当而致伤的。如对确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不肖之子”,有的甚至是“害群之马”,其父母或兄长采用棍棒等不正当方法教育,有时气愤之下,一时失手,将违法犯罪者打成轻伤的。(5)因民事纠纷引起的伤害。如因婚姻家庭纠纷、相邻权纠纷等引起打架致轻伤的。 对于轻伤罪与非罪的认定,不能搞“唯伤级论”。要把伤害等级和伤害情节结合分析,综合判断。只有既属于轻伤,又属于情节严重的,才能按照轻伤犯罪处理。本人曾受理过一位教师因一名学生多次严重违反学校纪律,在老师批评教育时顶撞老师,该老师出手打了学生一记耳光,结果学生耳膜穿孔,学生家长要求老师赔偿60000元,否则就追究老师的刑事责任。教师委曲求全,赔了60000元。该教师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其没有伤害的故意。

案例2 冷甲与冷乙产生矛盾,2008年12月18日16时两人在生产路上相遇,发生厮打,后冷乙左胸部受伤,经鉴定构成轻伤。当时两人打架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冷甲不承认将冷乙打伤。冷乙报案后,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仅有受害人冷乙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冷甲将冷乙打伤的事实,公安机关建议冷乙提起刑事自诉,材料送到法院后,法院认为既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就应当有公安负责将案件按照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进行公诉。公安机关认为证据不足,不能提起公诉。至今案件没有结果。

问题:轻伤案件的公诉与自诉

轻伤害案件即可以公诉也可以自诉,这是目前法律上都认可的事实,并且大多数都是公诉,很少有自诉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报案就立案,侦查就拘留、批捕,公诉到法院调解处以缓刑或则拘役,最终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一旦让受害人自诉,法院就会扯皮推诿,导致当事人无法自诉,随后就会形成一个上访案件。

建议轻伤案件的刑事诉讼自诉为主、公诉为辅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3款、第170条之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六部委《规定》)第4条之规定,轻伤案件属于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只有对于其中证据不足的轻伤案件,才由人民法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刑事诉讼法第88条之规定,“对于自诉案件,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因此,轻伤案件中受害人完全可以依据上述规定向法院提起自诉。

  但要注意和完善以下问题:

一、调解为主,诉讼为辅,创建和谐社会

  调解等非刑化方式解决轻伤害案件的,在于轻伤害案件本身的特性及刑法的谦抑性特点。所谓刑法谦抑主义有三方面的含义[1]: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能充分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进行保护;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即刑法不能介入国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三是刑法的宽容性,即即使出现了犯罪行为,但如果从维护社会的角度看缺乏处罚的必要性,就不能处罚。轻伤害案件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有的是邻居,有的是同事,有的是亲友,往往没有深仇大恨,有着良好的调解基础,如果处理不当就会积怨太深,隐藏更大的社会矛盾。办案人员在做调解工作时要有耐心和公心才能做好调解工作,不能为工作而工作。

  要建立和完善调解机制,赋予公安机关、审查起诉调解结案的权利。将调解程序作为处理轻伤害案件的必经前置程序,轻伤害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前,公安机关调解成功的不予立案或者撤案;对捕前已和解或已调解成功的,不予受理;审查逮捕阶段调解成功或当事人和解的以无逮捕必要为由不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调解成功或当事人和解的以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审判阶段双方达成协议的,检察机关可以撤回起诉。公安、检察机关应根据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双方的过错、侵害人的经济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赔偿金额。达成调解赔偿协议的一般应及时交付现金,以免调解协议无法执行。

二、调查由公安机关进行,诉权由被害人选择。尽管根据法律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伤害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被害人取证有困难,很难达到“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这一证明标准。笔者建议,对有被害人控告的伤害案件,无论大小,公安机关都应受理并展开调查,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如被害人伤情鉴定属轻伤,且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无需继续侦查的,公安机关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告知被害人有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或要求公安机关侦查的权利,并说明程序后果,由被害人自行选择,促使轻伤害案件的被害人尽可能多地启动刑事自诉程序。

三、法院应当放宽轻伤害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对于人民法院在受理公诉转自诉案件时的如何审查问题,笔者认为,虽然刑诉法规定自诉人在提起自诉时要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就应当对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实质性的审查就意味着法院要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犯罪,是否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作出判断,而要作出这样的判断必须要经过开庭审理的程序,否则所作出的判断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负责立案的审判人员显然不可能在立案时就进行开庭,因此,在受理案件时法院所进行的审查只能是程序性的审查,与一般的案件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鉴于公诉转自诉案件的特殊性,在进行审查时主要应审查以下方面:一是要符合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受理此类案件作出的明确规定,如被告人是否明确,诉讼主体是否存在瑕疵,是否属于法院管辖等;二是对自诉人提供证据的审查,只要自诉人能够证明被告人确实对其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并且该行为造成了自诉人的损失,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至于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受到刑罚处罚,只有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后才能作出最终的认定。

四、严格限定轻伤害案件调解结案的适用范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害案件,不得进行调解:1、累犯、黑恶势力伤害他人的;2、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引起的;3、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引起民愤的;4、雇凶伤人的;5、法医鉴定结果可能构成重伤的;6、致多人轻伤的;7、犯罪嫌疑人拒绝支付医疗费的;8、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或逃匿的;9、行为人多次伤害同一被害人,致同一被害人多次获多处轻伤;10、持械多次打击人体要害部位的。一方当事人采取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同意调解的,应当终止调解,无论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均应当依法按照公诉程序办理,按照罚当其罪原则判处。

[1]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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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法则与例外:刑事案件事实的证成——以岑喜华杀夫案的证据证明力分析为路径

董兴建


  如何证成刑事案件的事实,一直让人费尽思量。即使是考量非常近似的证据,不同评价主体亦常有着不同结论。证据法的未来是一个“事实认定科学化的问题”。[ 达马斯卡著: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200页。“在不远的将来,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规则规定,对于某种类型的事实,必须以根据科学技术知识来加以认定。当然,这将意味着,经验常识以及传统信息来源,与科技信息数据之间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见:达马斯卡著: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25页。]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活动,实际上是审判者据证推论流逝难返的“客观事实”。很多情境下,这仅是法官的一种内心确信。自由心证实质上是一种模糊心证,“作为认识论意义中的历史的事实不再是‘过硬’的、牢靠的,而是‘叙述的’、可谬的”。[ 王敏远,一句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见:公法第四卷,第182页。]广东顺德岑喜华杀夫分尸案,就是司法实践中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本文试图以该案证据证明力的分析来阐述刑事案件事实证成的问题。

一、案件诉讼历程

  2005年8月3日,被害人梁国斌父母因多日联系不上儿子报警。2006年1月20日,岑喜华被刑事拘留,2月24日被逮捕。同年12月7日,佛山市中级法院以证据不足宣判决岑喜华无罪。2008年6月,广东省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抗诉,广东省高级法院裁定发回重审。2008年12月29日,佛山市中级法院经重审判决岑喜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2009年9月,广东省高级法院判决岑喜华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二、全案证据展示
  该案共有20份证人证言、抓获经过、被告人供述、鉴定结论及勘验笔录等。
  ㈠、书证。⑴2005年8月3日晚,被害人梁国斌的姐姐和父亲得知梁国斌失踪两天后到梁国斌与岑喜华的房间,发现地砖缝里隐约有血迹后报警。⑵2006年1月20日,岑喜华被公安机关抓获。⑶警方说明:未找到梁国斌的尸体;现场被人为破坏和冲洗,不能分析出血迹的形态、形成时间及原因,不能计算血流量以证实被害人梁国斌是否死亡;未能找到装尸的胶桶;经多次走访、补充侦查未查到岑喜华供称雇用的货车司机及搬运工,买木炭、硫酸的地点和人员(岑喜华始终未供述该相关资料)。
  ㈡、证人证言。有梁某姐姐、父亲,以及岑喜华的姐姐、妹妹、妹夫,看更、小区保安、保姆等证人证言,分别证实该日凌晨岑夫妻争吵、岑提行李箱下楼、岑清理现场等情况。主要8名证人证言如下:⑴证人岑八妹(岑喜华亲妹)证实:事发前一晚她与岑喜华及其子女看完演唱会后一起回岑喜华家睡觉,凌晨三四时许,她听见岑喜华与梁国斌在房间吵架,有好像打架发出的“嘭嘭”声。她敲门问,但岑喜华说“没事”。岑八妹说,岑梁夫妻感情一般,经常吵架、打架。⑵证人梁某臻(岑梁夫妇儿子)证实:8月1日7时许,他起床后到父母房间刷牙,见母亲岑喜华在洗浴缸,父亲正面躺在床上,有被子盖住头,手、脚压在被子上。他说,他父亲平时喜欢侧身睡,很少这个睡姿。⑶证人吴某(岑家保姆)证实:当日晨5时15分左右,她听见岑八妹在敲岑喜华的房门。之后吴也上到3楼问岑喜华发生了什么事,岑喜华打开一条门缝说没事,“当时岑的语气有点凶”。 8时30分,吴某送粥给岑喜华时见她眼睛红肿,像哭过似的,就问什么事,岑说和梁国斌吵架后梁走了。9时30分,吴某见岑喜华和她女儿梁某琳下楼。13时许,吴见岑喜华拉着一个长约1米、宽约50厘米的深色行李箱出门。吴某说,从8月1日起她没有再见到过梁国斌。⑷证人梁辨(梁国斌父亲)证实:8月2日中午他到儿子家,见岑喜华的妹夫“阿松”正在将一张沙发推入院内,岑喜华说买给女儿的。3日5时许再到儿子家,儿子的朋友陈某泰说儿子失踪了,儿子的车在车库。晚上到岑梁卧房,见房内的床垫和沙发换成新买的,窗帘靠沙发的一边被洗过,沙发后面的墙边有喷溅状血迹。⑸证人李某某证实:8月2日早上9时许,岑叫他买的沙发和床垫并要他送货上门。⑹证人周某证实:岑喜华来联众路厂房找厂房的所有人江某,共来过3次,两次在白天,一次在晚上20点至21点,没留意到厂内是否放了胶桶以及是否有被烧过的迹象。⑺证人江某证实:他在7月份把厂房租给岑喜华,岑说租来作生产车间。8月底,岑喜华家人打电话说不租了。⑻证人“李云龙”证实:他用假的驾驶证上的名字“李云龙”帮岑租房。有一次岑喜华对他说,她老公经常泡妞,喝醉后回家打她,两人关系很差。一天凌晨两三点,她老公回来后发生争吵就动手打她,岑打不过她老公,将她老公推倒在地,头部碰到桌子上就死了。
  ㈢、被告人岑喜华供述。2005年的8月1日凌晨4时许,梁国斌酒醉回家后,两人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并打斗。当时,梁国斌骑在岑身上掐岑脖子,岑大呼救命并以双手用力推开梁、双脚蹬梁致其整个身体向后仰,头部撞在床尾右边沙发的木扶手角位上,梁头部流血仰卧在地,呻吟几声不动了。岑喜华摇梁的身体见他没反应,估计其已死亡。当天7时30分左右,岑决定不报警;随后用菜刀分尸、木炭焚尸、硫酸溶尸、胶桶抛尸。
  ㈣、勘验、检查笔录。证实案发现场卧房内四处都有擦拖过血迹;电视柜上的“张小泉”剪刀、卫生间塑料门内侧门锁上的一条绿色手巾、座便器北侧的一双43码男装拖鞋、座便器西侧一拖把头上的布条、浴室铁架上的5条毛布、两双女装拖鞋、天台楼梯间东侧晾衣架上的女式衣物等多处检出血迹。
  ㈤、鉴定结论:⑴DNA检测现场地板缝、西侧墙壁距地面1.8米处点状血迹等9处和组织块3处均检出同一男性基因型,与梁国斌父母符合亲生关系。⑵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书(06092号)证实岑喜华精神状态正常,有完全责任能力。
  ㈥、背景信息:⑴岑梁家住的是一幢三层楼房,外墙贴瓷砖,金黄硫璃瓦,大门两侧装了华表灯,天台上有个凉亭;⑵岑喜华曾在7月份向江某租厂房作生产车间用;⑶邻居听说该家有4、5辆小汽车。

三、对证据与事实的评价

㈠、控方对证据评价
  佛山市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岑喜华起诉,控方称:2005年8月1日凌晨5时许,被告人岑喜华与夜归的梁国斌发生争执。期间,岑喜华推开梁使梁倒地昏迷。当日早上7时许,被告人岑喜华用菜刀砍死后分  控方认为,岑喜华的妹妹以及保姆的证言证实当晚有很大的吵架声和撞击声,时间、细节上与岑喜华的供述互相印证;保姆第二天叫岑吃早餐时,看到岑双眼通红,与岑喜华供述哭了一晚相印证;勘查现场发现的血迹、部分组织块和岑喜华供述的作案方式比较吻合等。控方以岑喜华在认为梁国斌已死后将其分尸的供述,推论其具备杀人的主观故意。

㈡、辩方对证据评价

  岑喜华辩护律师称,目前证明被害人死亡的证据只有岑的供述。依岑供述,尸体处理很繁琐。公安部门经多方搜索该相关人员无果,未能印证岑口供的真实性,该稳定的口供并不必然真实。辩方认为证人证言的零散片段系片言只语重合,不能排除有其他可能性,如岑喜华与证人串供说谎,掩盖事实真相。
  在重审判决死缓之后,辩方代表岑喜华提起上诉。

㈢、法院对证据评价

  ⑴一审判决:佛山市中级法院认为岑喜华供认杀夫全过程,但缺乏目击证人、未发现梁的尸体无证据证实其已死亡,以证据不足判决岑喜华无罪。
  ⑵重审判决:岑喜华对梁某死亡的原因、时间、地点、手段以及作案后分尸、清理现场、犯罪后逃匿情况等供述稳定一致,并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法院重审判决岑喜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
  ⑶终审判决:原(重)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认定岑喜华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不当,判决岑喜华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四、证据证明力:“证据法学”转身“证明法学”的动力

  如上述,同一个法院对着“相差无几”的证据,在两次审理中得出了不同的判决意见。显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判断这些证据的证明效价即证明力时,裁判主体对其是否证成该案件的证据事实的认定差异,导致了两种甚至是三种不同的结论。
  近些年随着程序正义在司法实践中日趋完整的丰富展现,以程序视角对刑事证据的深入研讨,促成“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当“事实”论被深入研析时,对证据法学研究的对象问题,在翻译和介绍英美证据规则的潜移中熏化。有观点主张以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为主而排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 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省察,见: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有专家指出:“我们期待证据法学的转变……关于什么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事实的正确认识这类本体论的讨论,也应该让位于对什么样的认识能够被认可的认识问题研究” 。[ 王敏远,证据法学的转变,见:中国法学,第四卷。]目前,证据法学研究的基本态势是从“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其研究的核心不是证据规则,而应当是证明规则,以实现“证据法学”向“证明法学”的理论转型。[ 封利强,从“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证据法学研究的基本趋势,见: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证明模式的转型为中国国证据科学提供了全新的推动力,司法证明领域成为了多学科的聚集地,对证据和证明关注的增加必然要求对证据制度和证明过程的关注。[ 吴洪淇,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见:证据科学,2009年第4期。]
  考量本案证据的证明力,是判断其证明标准是否达成的最佳路径。在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则中,证据证明力是一个既有现实意义也是非常迫切的着力点。[ “具有反讽意义的是,目前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警察、律师还是当事人,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关注远胜于对证据能力的关注,对证据真实性的担忧也远胜于对证据的合法性的担忧。他们更偏好于实现诉讼目的经验性规则而非限制证据能力的证据规则。”吴丹红:证据法学研究的迷思——在西方样本和中国现实之间,见:政法论坛,2006年第6期。该言下之义足见在当时境况下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关注的一个现状。]不可否认的事实与理由是:证据的证明力是证明标准的观察基点和评价手段,规避证明力而仅谈证明标准的作法,难以对证据进行深入分析与准确评价,始终会受拘于定性上的感觉“估堆”,难免有自欺欺人的现象。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实质就是在刑事案件中,举示证据对证据事实、待证事实的证明价值,是指各数证据及其组合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所起的作用(含证明程度)。以证据相关性与合法性为基础的静态证据力,在经法官审理推论后转变为证据本身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效价。国外有人指出,证明力显然受制于证据本身或生成方式的真实性、可靠信与观察的灵敏性。[ [美]David A.Schum著,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王进喜译,见: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81-82页。]国内也有人从连贯性与趋真性方面考量和分析证明力,提出以分级和分量的方法进行计算。[ 张晓亮,刑事证据证明力强度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要形成对证明力分级和量化的标准,其难度并不亚于对证明力本身的研究,即使借助于社会学的方法,真有可能作到这样的境界,也会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而不可能得到形式和实质上的统一。

五、证明模式与证据属性:从证明力视角的解析
  评价证明效价的证据,当然应系合法之证据。上述本案的全部证据,系侦查机关所合法收集,且均与案件事实相关,应当对其综合组织和相互考量,在评判各数证据后对其证据组合的效价予以确认。证据法学得与其他法学区别,系其与真相性质的直接交流和精致的事实认定方法。证据法发展演变的核心问题是将证据的证明力交由谁来判断,以此可分为神示证据、法定证据和自由心证制度三个模式。证明力规则的这一发展演变历程,反映事实裁定者对证明力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判断越来越多地脱离法律规定转身到自由裁量的范围。[ 聂昭伟,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见: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近年有人在总结上述证明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印证”的理念,提出了“三证合一”的证据评价模式,即:以科学法证筛选证据、以链集印证来组织证据、以合理心证总结证据以最后证成案件事实。[ 陈为钢,张少林著,刑事证明方法与技巧,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第23-30。]我国目前既无自由心证原则,也缺乏刑事证据证明力的原则或规则。[ 在民事审理上有关于证据判断及证明力的一些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7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和《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中关于证据证明力判定规定如下:人民法院就单一的或数个证据的证明力审查,应当注意证据的取得方式、形成的原因、形式、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与该案的关系,并可原则性认为:1、依职责制作、公证、登记的公文书证优于其他书证;2、物证、档案、鉴定结论与勘验笔录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3、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4、直接证据优于间接证据;5、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6、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等。]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降,现代英美证据法学界从过分关注证据规则转向对证明理性的深入探讨,着手思考在谨慎理性主义的前提下,如何整合证据规则与证明原则的研究[ 邹利琴,理性主义、证据规则与证明理性——英美法律事实理论的前提与问题转向,见:《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5期。在回顾普通法的证据规则的发展历程之后,McNamara依据Thayer提议的历史方法,将现有证据规则的主要方面罗列为九个方面的内容,认为普通法只有一种排除证据规则,即排除与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政策不相符合的证据规则,其余的排除证据规则都可以归入证明案件真实的证据包容规则中。]。
  不可否认,国内学者转身于研讨证据的本质属性悄然成为一学术研究的增长点。理论上,证据的属性通常是指“三性”,即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有学者称只有相关性是证据的属性;[ 肖建华,证据属性之判断——比较法与法学方法论的启示,见: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有的则认为证据的属性系证明性和证明力;[ 蒲艳晖,李振宇:论司法证据属性,见美中法律评论2008 年2 月,第2 期,36-41页。]、[ 汪建成著:理想与现实——刑事证据理论的新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8-15页、73-76页。]还有学者建议借鉴邻国日本从证据方法、证据资料与证据原因来理解证据本质的完整含义。[ 何家弘主编:证据法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300-302页。]国外有学者在对证据属性的研究时,分为证据的相关性、证据的可信性及证据的推论力(含证据的完整性或单纯意义上的证明力)。[ [美]David A.Schum,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王进喜译,见: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第70-91页。]逻辑上认为,属性可以是多方面的,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可以是多层次和多视角的,虽然事物的本质有且只有一个。
  《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基本点是证明相关事实的证明性,证明性是证据的内涵,即事物的质。证据是主、客观属性统一,具有法律的属性。证据特征是证据属性的外在表现,证据的客观性表现为真实性、主观性表现为可误性或虚假性、证明性表现为关联性或相关性、法律性表现为证据的合法性或非法性。证据的主客双重属性和两面特征是证据问题的复杂性和审查证据困难性的根源。[ 何家弘,证据学范畴的困惑,见: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1月。]
  在证据的表现形式上,美国证据法学者R.J.Allen最近以整体、动态和实质的视野界定证据:证据是证据本身和庭审参与人之间的互动,不限于庭审中的证言、物件和行为举止等;[ 冬之韵,如何研究证据法学——艾伦教授讲座的启示,见:http://wgy0228.fyfz.cn/blog/wgy0228/index.aspx?blogid=553317,2010年1月11日访问。]如缺失的实物证据或者言词证据。[ [美]David A.Schum,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王进喜译,见: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第63页、第65页。]司法实践中,所有证据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每一份证据都是多个更小证据单位的集合。证据是可分的,证据是集合的,证据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般地说,除就某一专门性问题进行的鉴定之结论外(鉴定结论也常是对多个特定的证据资料的非单一指征的观察与分析所得),各种证据无论物证、书证,现场勘验,抑或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及视听资料都是可分的数个更小证据之集合的证据群。首先,证据存在的载体离不开时空二重属性的限制;其次,证据也离不开主体的能动性而被发现为证据。这是证据作为客体的主体对象性的必然,是证据资料与证据方法的合成。证据的这些客观环境和品质,是我们在以后判断其证据力和证明力的重要依据,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认定其他证据的参照物。“如果要对陈述过去事件的相互矛盾的证据进行鉴别,惟一的检验方式是看证据是否具有‘协调性’”[ [英]尼尔•麦考密克著: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85页。 ]。对证据本身的细分,在增加对证据协调性检验难度的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和正确认识各数证据及其之间的联系,从而促进我们的认定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

六、经验法则与例外:论述案件证据事实的证明力
  世界随着时间流逝而涌现,陨星划过夜空,消失得无影无踪,以何能够复原流逝的史事?唯物主义辩证者相信,客观外界存在可以经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反映。以时间内在秩序记录着事实的证据,符合物质交换原理,雕刻着事实的印迹,在主体间经“自由想象”的重构后,能够达致共同相信的历史可能的原境。而主体间何以可达成这样一种有共同认可的流逝景象呢?我们何以甄别各种证据事实、认同这些证据和由其所构建的史况。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增值税计算缴纳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增值税计算缴纳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2号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执行总机构试点纳税人增值税计算缴纳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11]132号,以下称《通知》),现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增值税计算缴纳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上海航空有限公司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和进项税额,应由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并入总机构汇总计算应交增值税并申报纳税。
  二、“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名单”(《通知》附件2)分支机构项下增补“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飞行运营基地”。
  三、本公告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二年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