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那安得斯之板
——— 一个案件带给我们的思考

李伟
(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88)


吴采玉是一位山区乡政府的女干部，为人干练，性格爽快，经常一个人上山下乡，一点不比男干部差。但终于有一天，吴走山路还是走出事了。
那天吴动身往回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当她走到一处山谷中时，对面走来一名男青年，开始吴还觉得能在荒郊野外遇到个人还真不错，不料那男人见吴长的眉清目秀、楚楚动人，又见四处无人，顿起歹心，一把抱住了吴，往旁边的竹林里托去。但吴从小在农村长大，又有常年下乡的经验，所以平时有些准备。她瞅准机会抄起一块石头，对准对方的脑门拍了下去。只听“唉呦”一声，紧紧抓着吴的手松开了。吴乘机夺路而逃。这时天已经彻底黑了。吴慌不择路，猛然看见前面山坡上有一户人家，急奔而去，这家农户有母女两人，他们热心接待了满身是泥，狼狈不堪的女干部。“闺女呀，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今晚你就和我女儿睡一屋吧，明儿再走。”直到这时，吴一直紧绷的心才彻底放松，整个人都瘫了下来。
深夜，“咚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和衣躺在床上的吴惊起。只听堂屋里大娘问道：“谁呀？”“我呀，快开门。”“哎呀，儿啊，你的头怎么破了？”“甭提了，走夜路摔了一跤，磕破了头。”“轻点，别瞎嚷嚷。家里有客人，别吵了人家。”“什么客人，”“一个女干部……”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呀？”吴悄悄透过门缝向外望。天哪，大娘的儿子竟然是在山路上欲对自己不轨的那男人。
“什么！，她长什么样？睡哪张床？”大娘的儿子压低了声。吴心里紧张的突突直跳。
“儿啊，你还不睡？半夜里磨刀做啥？”
“娘，你睡吧，别管了。”
吴僵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看来要杀人灭口。”吴知道，在这里她就是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听见的。而环顾室内，简陋的农舍里也没有什么防身武器。吴看了看睡在另一张床上动的大娘的女儿，这个女孩身材年龄都和自己差不多，黑暗中躺在床上根本分不出谁是谁。情急之下，吴蹑手蹑脚的把熟睡的女孩抱到自己的床上，自己则躲在一边，以备万一。
果然，到了下半夜。那个男人提着刀闯了进来，对准吴原先睡的床就是一阵乱砍，然后把人往肩上一扛，走了出去。失魂落魄的吴趁此机会，逃之夭夭。
警方几乎同时接到了大娘和吴的报警。很快，凶手被公安机关绳之以法，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对于吴的行为，人们却有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吴的行为已构成了杀人罪。因为她明知将熟睡的被害人移到自己的床上极可能被凶手误杀，却仍然这样做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吴是正当防卫。第三种意见认为她是紧急避险。
根据《刑法》第14条和第232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剥夺他人生命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杀人。并且，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剥夺他人生命的结果，并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就是间接故意杀人。
根据这一规定，很多学者把吴的行为归为间接故意杀人。因为，第一、从吴的主观的心理态度来看，她应当知道她的“调包计”可能会产生这么一个后果，即犯罪行为人把被害人误认是吴，并且进行行凶的行为。对这个结果吴是可以预见的，并且已经预见了。对最终对结果，她持的是一种放任的态度。第二、从吴客观实施的行为来看，她是把本来置于不危险状态的第三人，通过她实施的一定行为，使之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而且使之处于危险状态的目的是剥夺他人的生命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因此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来看，吴的行为都构成了间接故意杀人。
但同时，很多学者把吴的行为归为紧急避险。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刑法》21条，“为了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的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并且根据构成紧急避险的五个条件。即第一要有危险的存在。具体到本案，危险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是危险要有紧迫性。本案中吴的确感到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第三是行为人紧急避险的意图不是要故意犯罪。本案中吴确实想保全自己的生命，想实施避险行为，她绝对不是想故意犯罪。第四紧急避险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点在本案中吴一个弱女子，在穷乡僻壤中孤立无援，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第五紧急避险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具体到本案，以一个生命换取一个生命能说超过限度吗？
至于正当防卫，由于吴的行为违反了正当防卫所要求的防卫行为只能针对行为人实施这一要件，所以“正当防卫说”不为太多学者所拥护。
面对学术界的这些争论，我觉得还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吴的行为能否构成故意杀人。
在刑法理论里，特别注重因果联系，即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客观的，必然的联系。并且把因果联系的存在作为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基础。具体到本案，是谁的行为导致了大娘女儿的死亡这一结果呢？很显然，是凶手杀人的行为。而不是吴“调包”的行为。如果非要说吴的行为也是构成被害人死亡的一个原因，那也不是根本的，必然的原因。吴“抱”的行为是不具有剥夺生命的可能性的。死亡的结果发生了，即使我们退一万步说这一死亡结果是吴的“抱”的行为和凶手的行凶行为共同构成的，那我们也必须要求这种行为本身包含了造成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但是吴的行为是不包含这种可能性的，所以我觉得吴的“抱”的行为和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不存在刑法上因果关系。
当然，因果联系在刑法理论中是曾经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但正如英国哲学家胥慕曾说过的：“事实是一回事，价值评价是一回事；价值评价因每个人站的角度、认识能力的不同，也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就本案而言，是凶手的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而不是吴的行为。这一点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和知识，都能够得出这样的判断。所以，说吴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理由是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一下吴的行为是否构成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的规定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要求是在避险对象上要以较小的利益换取较大的利益。而生命权是所有权利中最高的权利，这一点在国际上已有共识。任何人不得对他人的生命进行剥夺，即使一个人犯了罪，要被剥夺生命，也要经过正当的司法审判程序，没经过司法审判，也是不能被剥夺的。所以生命权是不能作为紧急避险的对象的。而且，人和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能说，谁的生命利益比谁的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也不符合“以较小的利益换取较大的利益”的要求 。另外，如果我们认可了吴的这种行为，那天下可就大乱了，人人都可以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去拿别人的生命当儿戏，只要说：“我不是谋杀，我只是拿他的生命来抵我的生命。”那么不但我们的法律要改，恐怕我们的社会规则也要进行大的修改了。
也许你会问既然既不构成故意杀人也不构成紧急避险，那构成刑法上的什么行为呢？那我也要问你：“为什么非要构成刑法上什么行为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吴的行为仅仅看作是一种本能， 或者紧紧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一种罪恶的行为呢？”
实际上，法律只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一个模型而已，而我们却习惯于用这种模型来衡量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行为。就连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也体现了一种对法律的过度依赖性，当某人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那可是犯法的事啊！”。并且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就是拿着法律去按图索骥。或是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拿到法律当中去衡量，符合哪一条，就按哪一条的规定来定罪。
我也不是绝对的否定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行为是不能用法律来直接衡量的。就像很多进入法庭审理的案件最后被宣告无罪，就意味着它不是刑法要讨论的问题。但宣告它无罪，又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标准尺度来衡量它。我的意思是，可以把一个行为放到刑法中来讨论，但当我们拿着刑法的尺度来讨论的时候，如果它不属于刑法的问题，我们就要把它从刑法中剔除出去。
记得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期待可能性”，即法律只能要求一个人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才要求他守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反过来，客观条件完全不允许他做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违法，应该是可以谅解的。谅解不是说他不承担任何责任，我们可以对她进行谴责，但不应该认为她构成犯罪。虽然“期待可能性”由德国首创，但现在我们国家也进行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并且越来越为刑法学家所认可。
并且刑法学界还有个与“期待可能性”相关的经典案例，那就是著名的“卡那安得斯之板”。这个案例说的是有一艘船遇到了海难，（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其中有两个人在争抢仅有的一块木板 ，普通的一块木板在这个时候就意味着生存。谁能抢到它，谁就拥有了生存的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为了将这块木板据为己有，将另一个体弱的人推下水去，从而就使自己获救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身体强壮的人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呢？故意杀人还是紧急避险？
著名哲学家康德针对这个案例曾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事实上没有任何刑法会对这样的人处以死刑。当然，一条船沉没了，他正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推倒另一个人，使后者从木板上掉下水中，而他自己在木板上免于死亡。因为法律惩罚的威慑力不可能比此时此刻害怕丧失生命的危险具有更大的力量，也就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这样一个刑法，这个刑法指侵害他人致死而要被处死的刑法，此时完全丧失了它所意图要达到的效力。因为一个尚未确定的危险不能超过对这种危及生命的灾害的恐惧。但这样一种行为不能视为完全不该受到谴责，他只是被免于惩罚而已。”
我想这个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多的，其中一个就是“宽容”，一种对人，对人性的宽容。所以我们无论在考虑故意杀人，还是在考虑紧急避险的情况时， 都要再考虑一条，即“人的本能，求生的本能”，这就要求我们要有一种宽容的精神。有了宽容的精神，我们就不会动不动就把吴的这种行为拉到刑法里进行评价或重心一偏，就是犯罪，就是刑法上的问题了。
宽容精神时人类走向未来的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



李伟（1978-），男，山东枣庄人，法律硕士，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主要从事刑法方面的研究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01级9班)
作者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邮编：100088
电话：010－62270677 E-mail: lw20011978@163.com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调解办法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 80 号



　　《苏州市人民调解办法》已经2004年11月23日市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

　　
代市长 阎立

　　
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苏州市人民调解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及时调解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人民调解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社会公共道德规范，针对民间纠纷，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自愿协商一致、解决纠纷的一项群众性自治活动。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第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接受基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的指导。镇、街道司法所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五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是：

　　（一）排查和调解民间纠纷，防止民间纠纷激化；

　　（二）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预防民间纠纷的发生；

　　（三）向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基层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反映民间纠纷和调解工作情况。

　　第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社会公共道德规范进行调解；

　　（二）在纠纷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三）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调解不成，或达成调解协议后在效力和履行问题发生争议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采取充分说理、耐心疏导的方式进行。

　　第七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纠纷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协议。

　　第八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取费用。

　　第九条 人民调解工作应当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范畴。

　　人民调解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把防止纠纷激化作为工作重点，并列入基层人民政府目标考核内容。

　　第十条 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应当纳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并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逐年有所提高。

　　第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人民调解员成绩显著的，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或者本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

　　第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镇、街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自然村、社区、车间等为单位设立调解小组，聘任调解员。

　　第十四条 人民调解员是经群众选举或者接受聘任，在人民调解委员会领导下，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首席调解员、调解员，统称人民调解员。

　　第十五条 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可从下列人员选举或者聘任：

　　（一）镇、街道辖区内设立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二）镇、街道的司法所长或者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三）在镇、街道辖区内居住或者工作的懂法律、有专长、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志愿人员。

　　第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下设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除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以外，其他委员在村民、居民中选举产生或者聘任。

　　企业、事业单位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除由单位组织委派以外，其他的委员可以聘任产生。区域性、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由设立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聘任。

　　第十七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3人以上组成，设主任1人，必要时可设副主任。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中应当有妇女委员。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可以连选连任。因故不能履行职责的，由原聘任单位更换或者原选举单位改选他人担任。

　　第十八条 人民调解员任期3年，每3年改选或者聘任1次，可以连选连任或者续聘。

　　第十九条 人民调解员应当联系群众，处事公正，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

　　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村民、居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应当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第二十条 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应当设立首席调解员，其它人民调解委员会中可以设立首席调解员。

　　第二十一条 本辖区内复杂、疑难民间纠纷应由首席调解员调解，有关部门和其他调解员予以配合。

　　第二十二条 首席调解员由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荐，由市司法行政机关聘任产生。

　　第二十三条 首席调解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辖区内具有一定威望，处事公正，有较强的协调能力；

　　（二）大专以上学历，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

　　（三）5年以上工作经验，并擅长民间纠纷的调解处理。

　　第二十四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应当向所在地镇、街道司法所备案；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人员，应当向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备案。

　　第二十五条 人民调解员依法履行职务，受到非法干涉、打击报复的，可以请求司法行政机关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保护。

　　人民调解员不得徇私舞弊，不得对当事人压制、侮辱、打击报复，不得吃请受礼，不得处罚当事人，不得泄露当事人隐私。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应当自行提出回避。

　　第三章 申请和受理

　　第二十六条 民间纠纷，由纠纷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

　　第二十七条 涉外、涉港澳台的民间纠纷，由纠纷发生地的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

　　第二十八条 跨地域、跨单位和重大疑难的民间纠纷，由纠纷发生所在地的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

　　第二十九条 民间纠纷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向纠纷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者纠纷发生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书面或口头调解申请。

　　受理调解纠纷，应当进行登记。口头申请由调解人员记入笔录。

　　第三十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予以受理：

　　（一）纠纷当事人一方或者多方提出了具体的请求和事实理由；

　　（二）属于受理纠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责和管辖范围。

　　第三十一条 对群众告知、单位转告、调解人员亲自得知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职责和管辖范围的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主动调解，但纠纷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愿调解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对下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予受理：

　　（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

　　（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第三十三条 纠纷当事人申请调解纠纷，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及时受理调解，一般在1个月内调解终结。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告知纠纷当事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提请有关行政机关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纠纷随时有可能激化的，应当在采取必要的缓解疏导措施后，及时提交有关行政机关处理。

　　第三十四条 在人民调解过程中，纠纷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自主决定接受、不接受或者终止调解；

　　（二）要求有关调解人员回避；

　　（三）要求调解人员告知相关法律规定的权利；

　　（四）不受压制强迫，表达真实意愿，提出合理要求；

　　（五）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第三十五条 在人民调解过程中，纠纷当事人承担下列义务：

　　(一) 如实陈述纠纷事实，不得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二）遵守调解规则；

　　（三）不得故意加剧纠纷、激化矛盾；

　　（四）自觉履行人民调解协议。

　　第四章 调 解

　　第三十六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了解与纠纷有关的情况。

　　第三十七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调查了解纠纷事实：

　　（一）审阅纠纷当事人的申请材料；

　　（二）听取纠纷当事人的陈述和要求；

　　（三）走访知情人和有关单位；

　　（四）察看有关物品和现场；

　　（五）查阅有关书面材料、资料；

　　（六）其他调查了解方式。

　　第三十八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应当指定1名人民调解员为调解主持人。首席调解员参加调解的，首席调解员为调解主持人。也可以同时指定若干人民调解员参加调解。

　　纠纷当事人对调解员提出回避要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予以调整。

　　第三十九条 人民调解员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和特点，可以直接对当事人进行疏导，或者主持召开调解会，对纠纷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进行调解。

　　第四十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一般在专门设置的调解场所进行，根据需要也可以在便利纠纷当事人的其他场所进行。

　　第四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根据需要可以公开进行，允许当事人的亲属、邻居和所在地（所在单位）群众旁听。但是涉及纠纷当事人的隐私、商业秘密或者纠纷当事人表示反对的除外。

　　第四十二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在调解前应当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告知纠纷当事人人民调解的性质、原则和效力，以及纠纷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四十三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出席。

　　调解跨地域、跨单位的纠纷，由最先受理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相互配合，共同做好调解工作。

　　第四十四条 调解会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由调解主持人宣布调解会任务、参加人及注意事项；

　　（二）由纠纷当事人陈述纠纷的起因、经过和请求及其理由；

　　（三）询问纠纷当事人和各方证人，并出示有关证明材料、物品，核对证据；

　　（四）听取被邀请单位或者个人对纠纷的处理意见；

　　（五）对纠纷当事人进行疏导教育；

　　（六）协商和解方案；

　　（七）签订调解协议。

　　第四十五条 民间纠纷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并达成协议之前，当事人可以撤回调解申请，也可以自行和解。

　　第四十六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处理的民间纠纷，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或者纠纷当事人要求制作书面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书面调解协议。

　　第四十七条 调解协议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纠纷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纠纷简要事实、争议事项及纠纷当事人责任；

　　（三）纠纷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四）履行协议的方式、地点、期限；

　　（五）纠纷当事人“自愿接受或同意调解协议上述内容”的文义；

　　（六）纠纷当事人签名，调解主持人签名，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

　　调解协议不得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侵害他人利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

　　第四十八条 调解协议由纠纷当事人各执1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1份。

　　第四十九条 纠纷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调解协议。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对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适时进行回访，并就履行情况做出记录。

　　第五十条 纠纷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并由纠纷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委员会一般不得同意当事人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二）纠纷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协议的，应当做好纠纷当事人的工作，督促其履行。

　　（三）纠纷当事人一致同意修改协议内容，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再次调解，变更协议内容。也可以撤消原协议，达成新的调解协议。

　　（四）对经督促未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当告知纠纷当事人可以就调解协议的履行、变更、撤销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十一条 对纠纷当事人因对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后悔，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原承办该纠纷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配合人民法院对该案件的审判工作。

　　第五章 指导和管理

　　第五十二条 镇、街道司法所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所在地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不断推进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

　　第五十三条 镇、街道司法所在指导工作中，应当加强与基层人民法院的协调与配合。

　　第五十四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司法所在人民调解工作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素质。

　　（二）督促、帮助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和不断完善人民调解的业务规范和工作制度。

　　（三）对于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四）检查和指导人民调解组织的防止纠纷激化工作，了解各单位、各地区的纠纷特点和信息，建立高效、及时的纠纷社情报告制度。

　　（五）推广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人民调解工作经验；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调解协议进行纠正；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疏导教育或批评、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1995年9月25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苏州市人民调解暂行办法》同时废止。